〔回望的目光〕 家族的血脉

中国的世家大族一向以高蹈的姿态出现在历史上，从南北朝的门阀子弟、建安士族清谈的子弟到明清大宅门里恪守门庭森严规矩的病态公子，他们以自己的血缘而荣耀，也被自己背负的家族历史压的喘不过气。我过去一直认为陈逸飞的那些仕女图过于雕琢和华丽，并且似乎太过于伤情。但当我在淄博的大地上那些世族大院中游荡的时候，这个齐国古都的风中弥漫着陈腐的味道，从昏天黑地的战乱中幸存的建筑物以夸张的院墙高耸着，令人感觉到呼吸的滞闷与气氛的压抑。我现在才明白，清代或者民国的女子，本身就是家族的一句古奥华丽的潜台词，陈逸飞画笔下的“临水照花人”背后的世族才不会因为色调阴沉而被时光埋没。
那些我见到的北方显赫的四合院和门楼本该张扬的色彩却凝固着，闭塞的院墙笼住了一切可以被猜测的世族生活。它似乎感觉到百年的孤寂，却毅然而然地镇守着时间的刻度。任凭墙外岁月如梭，而自己却不露声色。这里最多的，是颐指气使的骄傲与大户人家的姿态；最缺少的，是直面的倾诉，即使它的生活早已停止流动。
按照我的推测，一个商业繁华的地方，其文化必然凋落。试想，要在寂寞的书斋中闭门寒窗十年，而不被银子照花眼睛，还要提防冷不丁从青楼、红楼中伸出的玉手，简直太难了。这绝对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身体往往背叛理智，况且“书生气短”，在飞扬的传统家族之外，文人的家族似乎多少有点坎坷和平淡，在“读而仕则优”的时代，功名仕途艰险异常，皇权和书生的对决，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文人们一向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王朝阴暗的背面。而承继着文人操守的读书世家往往更是带着幽怨，带着孤寂被埋入历史深处。
我想，正是有那些秉承“耕读传家”的士大夫家族去中和周村商埠的过于浮华，商人们才在心中多少有点敬畏，而不至于被钱财冲昏了头脑。在他们迷惑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想到那些志存高远的文人们拖着清洁高古的影子，反照他们内心的势利。而周村商埠几经磨难忧患而不倒，或许也和它周围的这些文人有关。文人，商人在周村组成了一个奇怪的气场，于是，商脉不绝，文脉不断。

李氏家族：今日无税

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这一年，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有一支十万人的明朝大军趁着夜色悄悄进驻周村。这支亡国的哀兵走投无路，统领这支军队的山西巡抚李化熙也走投无路。他刚接到陕西巡抚的任命还没有到任就被崇祯皇帝传檄改任榆林三边总督，他的军队刚调遣齐备就听到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于是李化熙只好把没有了皇帝的军队带回自己的老家周村静待时局变迁。
这十万人的大军的到来一举奠定周村作为山东商业重镇的地位。十万人的军队，要吃饭消费，况且在乱世，有十万大军驻守无疑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周村的市面前所未有的繁华起来。
关于这十万大军的最后去向，是在清军平定了北方诸省后，主帅李化熙带领他们归顺了清王朝。于是，周村又逃过一次兵劫。在清顺治11年这一年，政治上如日中升的李化熙终于感受到了厌倦，他作为汉人再也禁受不起被歧视的卑微处境，于是以柱国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的衔请求告老还乡，他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一个主动请辞的汉人。
据说当时顺治皇帝问他有什么请求的时候，他要求减免家乡周村的税赋，皇帝沉思片刻说，国家根基未稳，赋税不可免除，但念及李化熙功高年迈，特赦免周村一日无税。且手谕一份，曰：今日无税。拿着一纸圣谕的李化熙哭笑不得，一日无税有何用处呢？只能惨然回到家乡。传说李化熙把圣谕先是埋在自家祠堂下面，不料夜间红光四起，扰的方圆百姓心中不安，于是只有起出来供奉在中堂之上。一日，这位退休的老人忽然顿悟，哈哈高笑而去。他命人把皇帝的圣谕刻在石碑上，立于周村街头。每次当税务官到周村时，看到皇上亲题的“今日无税”便不敢收税。于是“今日无税”变成了“日日无税”。
传说总归是传说，今日无税的商埠却是来的不容易，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今日无税”碑立于大街的北首，这块六角形石碑见证了传说之外的历史。李化熙在告老之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请求官府减免了一批荒地税。当时管辖周村的长山县有一千六百顷荒地无人耕种，却照样要缴税，这些税银自然转到百姓头上，李化熙上书山东巡抚“特疏得免”。另一件事就是代完市税。他承担了周村市场的税银，周村由“官集”改为“义集”。当时的集市一向有“官集”和“义集”之分，“官集”就是由官府设置的集市，设立“官牙”，商人须向官府领牙贴、缴牙税；而“义集”则是民间自行交易，不必纳税。至此，周村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保税区”。
其后，李化熙的家族一直秉承先人遗愿，代完市税。李化熙的孙子、两淮盐运使李斯全代周村缴纳税银三十年，并请地方官刻石立碑，永远禁止侵扰市场，今日无税碑于是立了起来，上面书着“倡设义集”的内容。康熙49年，长山知县金鉽的《周村义集记》中写道：“长邑南十八里，为周村大镇，地不通夫水陆，而天下之货聚焉，熙熙然贸易有经，如游化日，余心窃异之，不知其何能尔？……在昔市税银两，豪滑多就中取利，商困难苏，五弦大司寇（李化熙）予告侍养时，于周村市力捐课税，每岁代为完纳，豪棍敛迹，不得横行肆里。则斯镇地僻而业盛。”
李氏家族代周村完税一共持续了六代，二百余年。李化熙去世后，周村商民集资在西市场为他建产了规模很大的祠堂，每年九月初九日，全市商民化祭李大司寇。届时，唱三天大戏，挂李化熙的画像，供大家拜，这成周村的一个隆重的节日。李化熙的尚书府在周村傅家庄，高楼大厦数十座，贯南北大街人称李家大楼群。他家门前的街因此叫府前街，后面的叫府后街，家族的祠堂在永安镇以西，南北也是贯通两条街，故祠堂西面的街叫祠堂街。
李氏家族可以说是家族中的一个异数，他们的显赫不是因为豪门望族的做派和威严，而是默默的作为，可以说，没有李氏家族就没有当初周村的繁华。这个非常的家族遗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份坚忍不拔的信仰，传奇和故事很少，我想，可能正是这份朴实的行动，感染和铸就了周村商人的品性，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辉煌。

文人血脉：因缘 因园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传统文人保持有很强烈的好感，尤其在世风日下、知识被鄙夷叱责的时代，那份纯真的狷狂和傲气更令人神往。中国民间一直坚持这样的门庭观念，即才子配佳人。才子者，君子也，白衫飘飘，阳光俊朗。所以，在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佩剑的书生。或许，只有坐怀不乱的书生才配得上宝剑幽眠高古的光泽。宝剑与书生，也给文弱的书卷气里带来些许刚毅。
赵执信是一个典型而完美的书生。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名门望族，这决定了他将走一条读书作文为官的路子。14岁那年，赵执信被补为博士弟子，也就是当了秀才，两年之后他参加乡试，考中第二名而成了举人，18岁时参加会试，以第六名而为殿试二甲进士，从此开始了他十年入京为官仕途。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仅19岁的赵执信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康熙开鸿博科，广招天下博学鸿儒之士，一时名士云集京师，赵执信以少年之身，往来其中，谈诗论文，纵横挥洒。康熙二十五年，赵执信升迁为右春坊右赞善，参修《明史》、《大清会典》。这样的年纪即被委以如此重任，可谓少年得志。《清史列传》说：“是时方征鸿博之士，绩学雄文者麇集辇下，执信往来其间，倾倒座人。又为陈维嵩、朱彝尊、毛奇龄所引重，订忘年交”。
才子者，童年时代定有非常的故事。赵执信9岁那年，当他看到于钦的《齐乘》中有“淄水出岳阳山东麓”之语时，知道于钦把岳阳山和原山混淆了，提笔便写了“梦中鬼话，贻误无穷”的眉批。老师会客回来，见此批语十分生气，训斥道：“如此小小年纪，竟敢傲世不恭，贬辱先贤，成何体统！”随即出一上联，对赵执信说：“若对不出下联，便罚站两个时辰。”这个上联是“江河湖海激流清”，一句话中的七个字都有水字旁。这时的赵执信一肚子委屈，心想：“读书全信书，不如不读书，我到底有什么错呢？”由于精力不集中，好长时间没有想出下联。正在这时，耳边响起了一片杂乱的马蹄声。
原来，赵家塾堂紧靠一条大道，是地方官吏进城的必经之路，人们管它叫“官道”。官道北起北门里街，至东门里街，长200余米。赵执信一听官道上传来的声音，便想起了一个“马”字，立即对出了下联：“骑骥骅骝骏驷骋。”先生闻此，怒气全消，转怒为喜，急忙让他坐下，再细看对《齐乘》一书谬误的批改，不禁拍案叫绝，心想：“谨拘于翰墨者，有何前程？后生可畏，实今之千里驹也！”想到这里，便感慨地说：“策马千里行，何必紧缰绳。”赵执信看到先生已谅解了自己，遂用衣袖抹了把眼泪，又脱口吟出两句诗：“长街本坦途，且听鼓点声。”这件事一经传扬，有心人便根据师徒两人的对话把官道改成为“马行街”了。
赵执信的少年诗才让很多人佩服，据说，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手扶梧桐树转悠着玩，父亲赵作肱正在上楼，见儿子像猴子一样机灵，便说：“手扶梧桐团团转。”赵执信看了父亲一眼，顺口说到：“足踩楼梯步步高。”赵执信如此聪明，老师就要求他更加勤奋，让他五更天就进塾堂。说话的第二天夜里，四更过后，天还黑洞洞的，又刮起了大风，赵执信打着白纸糊的灯笼提前到了塾堂。老师一高兴，来了诗兴，便看着灯笼说：“灯笼、笼灯，白芷（纸）、防风。”赵执信经常翻看郎中给家人治病的药方，知道先生说的是暗含中草药名称的双关语，正想点破时，只听樵楼打起五更鼓，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更鼓、鼓更，陈皮、木通。”
可以想见，当还是19岁的少年气的赵执信名动京城，骑马试街的时候，多少候门花质女为他倾心，这个满怀豪情的才子此时正年轻气盛，他不会想到，九年后，也就是在他风华正茂的28岁上，他会永远的告别仕途。清朝初年，流行两句话：“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说的是两出戏风靡一时的盛况。“收拾起”出自李玉《千钟禄》中的唱词“收拾起大好山河一担装……”；“不提防”出自洪昇《长生殿》中的唱词“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赵执信不但诗文写得好，还懂音律，爱好戏曲，据说他从外地任所回来，所乘骡车只带一部《元人百种曲》，日夕吟诵，如痴如醉。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一爱好让赵执信的仕途走到了尽头。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洪昇创作《长生殿》初成，赵执信亲自为他改定，并具柬遍邀京城名士观演此剧于查楼（即后来的广和楼），一时间，“竹肉相宣沸华馆，枚马金张座中满”。来宾既有“枚乘、司马相如”那样的知名文士，也有各类达官显贵，但却漏请了一位时任礼科给事中的黄六鸿。时值康熙佟皇后病逝不久，黄六鸿据此上奏皇帝，认为在此忌辰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要求给有关人“按律治罪”。康熙皇帝于是下诏将当晚前去看戏的所有官员一律免职，洪昇被革去“国子监生”的头衔，赵执信则被“削籍还乡”，这对于正是春风得意中的赵执信来说，可谓青天霹雳。史籍载：“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 同席被贬斥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
当时京城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秋谷（赵执信号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赵执信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不由叫人不感怀。赵执信从此之后到过世的五十多年间一直过着或漂泊浪迹或隐居的生活，世间一切的烟云离他已经太遥远了，以至于他都记忆不起自己曾经名动京华。繁华何止如流水，简直如同一颗掉入水中的石子，叮咚一声后便了了，连波澜都不惊起。
此后事情的发展更加简单，赵执信花了三十年时间浪迹江南中原，他五次云游南方，最南到过广东潮州。在漂泊的途中，他把自己寄情山水与诗之间，闲云野鹤般出没于江湖，六十三岁这一年他停止行走的脚步回到了博山的老家，然后一直隐居到八十三岁病逝。很难想象他被罢官后的心情是怎样的失落和沉闷，他要把一个年轻人的所有光荣和梦想都忘却，但难以忘却的是伤痛。以至于他要用三十年的时间才可以平息和消磨自己。在离开京城前，他有《出都》诗一首：“事往浑如梦，忧来岂有端，罢官怜酒失，去国觉天寒，北阙烟中远，西山马首宽，十年一挥手，今日别长安”。
他的故居就位于博山，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秋谷高风”四个字，然后左转，焉然看见“因园”两字，“因园”就是赵执信的故居。因园，因缘，缘起为何，缘灭何为？世间一切皆因为缘而起，而赵执信则为缘而终老园中。
因园的面积很大，风格决迥于北方传统的花园。其间小桥流水、亭台楼榭、空寂的长走廊和石径交相穿插，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浓郁而强烈，这个曾经浪迹大江南北的文人似乎对自然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园的“览秋台”左右是一排长长的红木回廊，宛转周折，尽头是“衔月亭”，赵执信隐居的最后二十年，肯定常常流连徘徊在回廊里，在因园浓缩的山水之中浅吟低唱。
在因园赵执信的卧室，我看到一副老人的遗像，身穿朝服，白须冉冉，这个一辈子只有十年仕途的文人，至死都不能忘怀朝堂。只是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落魄气太重了，他被包裹在朝服中，格格不入，剩下的，只是心伤。
这个才子有十个子女，小女儿赵慈继承了他的衣钵，天然的一个卓越女诗人，但是，似乎父亲的悲剧色彩太浓烈了，这个堪比李清照的女子，从父亲浪迹的情怀中走出来，走的如是艰难，如是寂寞。都道是，红颜薄命。
那个叫赵慈的女才子，字雪庭，约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在世，因母亲是苏州人，所以她也爱说吴语。在家赋闲的赵执信似乎也被女儿的才情感染，他依稀记起当年那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如何的名满京师，他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几乎都倾注到了赵慈身上，每日亲自指点赵慈练习书法，写诗诵词，把自己几十年诗文创作的积累和心得体会一点一滴传授给女儿。赵慈便每日随着父亲读书、作文、散心，不仅深得父亲为诗作文之道，而且还继承了母亲江南女子的才情，她的诗细腻、纤弱、真挚、凄婉。其中有一首道：“纷披高势倚松顶，扑簌寒声堕竹枝。一自欧苏夸白战，谢家柳絮未为诗。” 少女的矜持和明亮跃然纸上，怎能叫人不心有戚戚焉？
赵执信被罢官以后，赵家逐渐衰落。到赵慈出嫁时，竟无多少嫁妆陪送。成年以后，赵慈嫁到大明湖畔，丈夫是济南儒生朱崇善。朱家原本是大家大户，家道殷实，但到朱崇善时已日趋衰落。朱崇善是一介书生，但时运不济，一生郁郁不得志，没有什么成就。赵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虽饱有才华，自视甚高，除了清贫度日外，一个弱女子又能如何呢？所能做的就是把满腹的愁苦、孤寂、失落、惆怅、郁闷寄托在一首首诗歌中。《博山县志》对赵慈出嫁后的生活这样描述：“适朱门，家中落，悲忧侘傺之音一一寄之于诗。如空谷幽兰，无人自赏。有《灰心断肠诗词集》，善本惜不完。”赵慈除工于吟诗咏词外，还精于古典诗词声调、音律的研究，著有《诗学源流考》一书。
这个芳华绝代的女子去世后，她的遗稿被丈夫的外甥谢问山收藏，后人见之，认为“往往有名句似青莲（李白）”，“芳草一庭和恨生”、“自折荷花带露归”等句更是被视为名句。《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对赵慈这样评价：“中郎可谓有女。”中郎是指汉代文学家蔡邕，其女蔡文姬曾作《胡笳十八拍》。此后，这个叫赵慈的女子便魂归芳草，一去不返了，中国有才气的女子，往往结局是寂寞的，你在历史的罅缝中找到她们在闺阁里的叹息，然后细细品味，便总有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伤感。
赵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家族，这个家族出了一对才华堪比的父女，或许这对父女的性格太过于相似了，他们的寻常路走的那么不寻常，赵执信在文学史上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典范，但当命运向这个芊芊文人的家族袭来的时候，任是谁，也不能不为命运的柔弱泣下。这位一代才子曾经写过一阙咏兰的《河传》“秋近。芳兰传信，永日空斋，故应偏为主人开。衔杯。称幽怀。春前误被东君见。荒吴苑，蝶妒蜂犹恋。好裁红锦护氛氲，争教取次闻。” 弱影疏香，乍开犹带湘江雨的兰花，或许是赵执信和赵慈这对父女最好的写照。他们的前世一定是在兰花中结成父女的缘份，然后又一同在“因园”中魂归。

人到归来味始真

已故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在一篇名为《归》的文章中说：“人生有多种愁苦，心的无所归是渺茫的，惟其渺茫就更难排遣，所以得所归就特别值得珍重。”有时候我认为要想在千丝万缕的生活中朝自己预想的那个境地全身而退，简直没有一点的可能性，我曾经试问自己，若你生于一个光荣的家族，你能够抛开祖先的血缘去过一种和你家族背景完全相向的生活吗？我想我不能，首先我受不了世人的眼光，小小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其次，堂堂三尺男儿，若不能名动朝野，难不成连当街击筑高歌的勇气也没有了吗？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太年少气盛，于世间诸般的人情了解太过切切，而张先生的话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微言。
但从陶渊明开始的另一种中国文人走了不寻常的路。他们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抛开了繁华烟云，出仕的宿命在心打开的时候变得无关紧要，从田园荒野中走来的他们参透了生死的界限，至少，有一部分人过着平淡但真实的世俗生活，不用再去舞台上表演虚假的人生。比如毕际有，这个碌碌但真实的文人。
据《淄西毕氏世谱》载：际有，字载绩，官生，后以拔贡生，仕至江南通州知州。公生于天启癸亥，值皇长子诞生时，少保公方督饷天津，荫一子，遂授荫为官生。崇祯戊寅复入邑庠，顺治乙酉拔贡，丁亥复试留监，辛卯考职，丙申授山西稷山知县。清吏胥，严保甲，缓征徭，往来文移不托司记，不数月而廉洁勤慎之名噪甚。癸卯以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追不及额，罢归。
又是一个被罢免的士大夫。毕际有在罢归的时候曾经作归田诗四律，中有句云：“境从历过心方淡，人到归来味始真。”看来他还是有心里准备的，这一走倒是走的潇洒走的从容。但不知道这个心已经淡却的世子是否还常常想起自己功成名就的家族。
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兄弟三人都曾经在朝为官，但三人命运各自不同。毕自严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此人著述丰富，计有《石隐园集》、《度支堂奏议疏稿》等多达几百卷；毕自严的同父异母兄弟毕自肃在辽东与后金的作战中因粮饷补给无望且兵士哗变，以48岁的年龄病死于巡抚关宁的任上；而兄弟中官职最小的毕自寅因事被罢还乡，此人回乡后在乡中建了一座“拱玉园”，日日饮酒做诗。
无论功成名就还是仕途艰难，毕氏家族始终还是官宦的世家。但据志书上记载毕自严“不喜金钱，唯好藏书。”他从江南卸任回家的时候，钱财没有多少，却买了两大车的好书，他的儿子毕际有更是藏书成癖——“书欲买时不论金”，只要是他看中的书，都要买回家来。据说他藏书的万卷楼上总数已达五万余册。从父亲开始，毕际有和他的子孙们便开始和功名利禄越走越远，这个家族始终保持着对诗书的热爱，对文人的热爱。
回乡的毕际有终日闲散，于是课学子孙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他也因此和“聊斋先生”蒲松龄结下了一生的情谊。蒲松龄从四十岁开始到七十岁撤帐归家，整整在毕家做了三十年的私塾先生。蒲松龄在这里曾经为毕际有的八个孙子先后开蒙，还要教他们学做八股文和律诗，科举之年还要陪着他们到济南府去应试。可怜的是，蒲松龄从21岁开始应乡试，一生未中。这个咒语般的厄运也降临到这八个弟子身上，像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全部未能通过乡试这一关!最好的是老五毕世澂，拔贡入监，最后选了个州同知。
但是毕际有他却想得开、放的下，他认为能不能蟾宫折桂，全是命中注定的事情。相传，当年毕府的土地非常多，有“ 东至奂山” ，奂山在淄川城西十五里左右，也就是在距毕氏所住的西铺村东去三十多里的地方还有家产； “西至胡山” ，这在现济南章丘市境内，离此也有三十余里地；“南至宝山”，离西铺村最近，也有五里之遥； “北到白云”，指现在滨州市邹平县的山区白云山，毕际有的墓地就在白云山南坡。他请了一位风水先生，选择墓地。那位先生说，这里风水很好，但不能两全。向上一点，可以荫庇后代高官得坐，往下一点，可保后人繁衍旺盛。毕际有想，我父身为尚书，已经高官得坐，我也曾坐到知府，但我兄弟三人，大哥三弟早亡，而我三子中，也是老大、老三过早去世，何况宦海沉浮，还是选择人旺吧。于是毕际有的后人中再没有飞黄腾达的出现。
毕际有去世后，他仅剩的二儿子毕盛钜仍聘蒲松龄坐馆，以至于蒲松龄在写给毕盛钜的诗中写道：“ 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
毕氏家族就这样厚待了这位屡试不第的一代文学大家三十载。康熙四十三年，蒲松龄的第四个学生、毕际有的孙子毕世浣去世时，蒲松龄进毕府已25年，此前的康熙四十一年，这位63岁的老先生考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乡试，当然仍未中。想他一生受毕氏恩情，自己的学生不但和自己一样屡试不第，并且先自己而去，老先生一口气写了六首哀诗，感叹道“交久情难已，年衰感易生。”
在这个不在乎功名的士大夫家族里，处处彰显着人情的温暖。蒲松龄曾经写《绰然堂会食赋》内载八个学生和老师吃饭的场景“袖拂簋兮沾热汤，身远探兮如堵墙，箸森森以刺目，臂密密以遮眶，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净光。”学生们吃饭时袖子扫着了汤碗，沾上了热汤，看到好菜站起身来向远处去夹菜，就象一堵墙一样挡住了别人。筷子晃动得刺人眼目，胳膊挨着胳膊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当你眼睛向别的地方看一眼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眼前盘子里的菜已经没有了！接着，蒲松龄又分别表述他们不同的吃相和表情：“或有求而弗得，眼暴变而声怆！或眼明而手疾，叠大卷以如梁。赤手搏肉，饼破流汤；唇膏欲滴，喙晕生光。骨横斜其满地，汁淋漓而沾裳。”这是说有的学生得不到他想吃的菜，马上就脸上变了颜色，而且声音也变得悲怆伤感；有的学生眼明手快，饼卷菜粗得象房梁一样；有的干脆用手去撕肉吃，却忘了卷着菜的饼放在桌子上松开了，以致汤菜也流出来了，只吃得嘴唇上流油，嘴角上也泛出光亮，不一会，骨头横七竖八地满地都是，衣服上也沾上了饭菜汁。
我读罢后，不仅感觉哑然失笑，也为这个大家族的温情而感动。现在回头看毕际有的“人到归来味始真”，再体会张中行先生的话，便对“真”字有了更多的理解。人都说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大多数的人以其单调的姿态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或许，一个人必须使每一天都如此平常不觉，才能够在最微小的事物中体味到普通的快乐。我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满怀希望，而且在这一刻认识到生活是一种纯粹自由的感觉。毕氏家族，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像是普通的平民家庭，在我的想象里，这个家族的人都穿着布衣，像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一样的度日如年。

中国式的士大夫家族

在齐国古都冠带如云的世家豪门里，恐怕没有一家能够比得上一代诗宗王士缜的家族。王士缜别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先祖王贵元朝末年，从青州诸城迁至淄博新城。四世祖王重光是第一个进士，王渔洋是第八世。从王重光到王渔洋，历代簪缨不绝，科甲蝉联，先后出进士31人，举人46人，出仕为官者112人，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人称“江北青箱”。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是历来官宦的标志，而“江北青箱”极言王氏家族官荫丰厚。
中国士大夫家族庞大的家门历来多生是非，利益冲突甚至可以让兄弟相向，如果说朝廷的争斗残忍恐怖，那么家族内部的争斗过犹不及，因为在那些门楼大厅出没的人们，多半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家族的生活因为高大的院墙阻挡，在平民眼中逐渐神秘和威严起来，而赖以维持这种表面尊严的便是家族标志性的建筑。明清以来，在建筑方面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似乎在读书的士大夫家族的建筑风格中得不到半点的体现，极尽繁缛与奢华的雕梁画栋里掩饰不住他们精神深处的无家可归。
没有青藤，没有斑驳，没有风花雪月的女子追逐嬉戏，环境足可以塑造一个人一生的人格。如果说在渔樵耕读的家门里，只有旷野的阔达，那么士大夫家族则只余青色的天空。贾宝玉是家族里最富于想象力的公子哥，他或许是试图让生活有点戏剧性，有点庸俗的但是有常人的快乐，但默守戒律的家族马上让这种想象力坠入破碎的虚空。我一度怀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和出家似乎区别不大，一个由森严戒律封闭的环境中出来的人，很难想象他具有完整的人格。
王氏家族最显赫的标志便是坐落在桓台县新城镇南村大街北端的“四世宫保”牌坊，此牌坊系砖石结构，呈中间高左右低的宫殿式。面阔9.2米，进深3.33米，高15米，拱门洞两侧有石狮8个。拱门、楹柱等上面雕有飞禽走兽、山水花卉，特别是砖砌圆柱顶部的4个浮雕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明代雕刻家的精湛技艺。此牌坊为王渔洋的祖父王象乾及其父、祖父、曾祖父所立，因他们都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故名。石匾额“四世宫保”四字传为明书法家董其昌书。
牌坊顶部飞檐斗拱，瓦当严整，四角杵头兽面，唇吻耸起，都悬吊着风铃铁马，随风而动，声韵动听。顶端花脊“八跑”，每“跑”二兽（寿），高居瓦基。瓦脊中的“麒麟驮宝瓶”尤其古朴可爱。当初董其昌一个文人能够得到王氏家族首肯来书写“四世宫保”四个字，其荣耀可想而知，但偏偏据说他于后堂听到王氏的几个子弟议论他的楷书不及某某，心中遂生怨恨，于是不辞而别，翌日，王氏族人打开字帖一看，少了一个“宫”字，于是派人快马追董其昌，哪里还能够追得到。于是无奈下请人重写一个“宫”字，效果当然不及原书。推及原因，大概是王氏家族太过于显赫，以至于在旁人心中形成一道无形的门第鸿沟。
王家祠堂，坐落在桓台县新城镇新立村街北，是为祭明代王重光而建。该祠初建于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建成，当时规模宏大，但现存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祠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3米，占地3784平方米。院内有正堂5楹，中间3间出厦。长22米，高14米，进深9.65米，全为砖木结构，瓴瓦起脊，木椽单檐。堂内有合抱圆木柱8根，顶部栋梁上饰有彩绘，内壁墙上镶嵌石碣85块，保存完好。碑文集历代书法名家锺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洵、柳公权、虞世南的字刻成，真、草、隶、篆诸体俱备。堂内还有王重光及其属下王、张二指挥的碑刻彩绘像。后堂3间，称为“司马祠”，原是明末兵部尚书王象乾的祠堂，现拓为王士祯纪念馆。
正堂前东、西厢房各3楹，堂前有双人合抱的古桧两株，左右对称，高约20余米。院东南隅有四面碑1幢，上刻建祠时祭者姓名。祠东50米处为原“碑廊院”，现存石碑9幢。
当初王氏家族的主人们迷离的幻想在工匠的手中成了永恒。“封侯挂印”、“诗礼传家”，都在无声有形的时光中酝酿着成就自己的美梦。窗棂上的雕花早已经漆黑的落满斑点，厢房内总是黑洞洞的，有的门环上已不见了锈蚀的门锁，随着搀杂着尘土的响声推开屋门，潮闷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纵是祠堂的管理人员也不见得喜欢进入这样的屋子，如果没有人陪伴，屋檐的压迫感总能够使背后生出了一种凉意，在转身的时候总感觉有一双冰凉的手按住了你的肩膀，你会忍不住玄想是否某位古人召唤你同他一谈。没有人居住的华宅，纵然是皇宫，也只是历史的坟墓。如果当初的显赫的主人看见今天的颓境，他也会忍不住放声长哭。
好在祠堂的旁边有一个花园，一池碧水，几块湖石，数棵高树，让人窒息的感觉暂时缓解。其中的一块湖石上，有许多奔跑的鹿的斑纹，仔细辨认，这些在月光下把身体扭成圆环状的灵兽姿态优美异常。
王渔洋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他为王氏家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荣。其人八岁能诗，十二能赋，十五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顺治元年，王渔洋十一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年仅十一岁的王渔洋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
王渔洋其后在官场果然一直春风得意。顺治十五年进士，翌年出任扬州府推事。康熙三年入为礼部主事，十五年由户部郎中改为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做到刑部尚书。而他在清初文坛是当之无愧的、绝对的一流诗人，他在文学上的创见，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说。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
此人在二十六岁上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时，掌管司法，勘问刑狱，短短五年时间完钦案件83件，使民无株连之苦，僚属惊叹，士庶称绝。而康熙皇帝和他更是私交颇厚，亲征他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皇帝做编辑给一个文人编诗集，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屡屡得到康熙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更有甚者，在王渔洋遭罢免在数年后，他七十七岁高龄时，康熙帝诏他官复原职，可惜他已经垂垂危矣，此后一年，病逝于新城。
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这位文宗遭罢黜离京回归。据传当时送行者堵塞街巷，无为攀辕哭泣。可见此人果然盛名之下不虚其实，而他随身携带仅是“图书数麓，万首诗”，两袖清风，一派潇洒。
王渔洋有一个怪癖。他常常到京城宣武门外下斜街的慈仁寺去逛旧书摊。有人要找他，去他的家里往往找不见，到慈仁寺书摊里反而很容易碰见。在《古夫于亭杂录》中，他自己写道：“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书摊候之。已而果然。”《桃花扇传奇》的作者孔尚任，有一首七言绝句，就是记载这个情形的：“弹铗归来抱膝吟，候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原诗末尾有作者的一则注解，他说：“渔洋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乃得一颜色。”可见此人果然嗜书如命，据说他藏书达七、八万卷之多。
退回故里的王渔洋似乎也惧怕家族的高墙大宅，可能童年的严苛生活给他留有阴影，他于周村城西长白山下修建别墅一栋，名曰“夫于草堂”，并不常住，但有闲功夫便常往。我时常揣摩，世家大族为何能够让人心生恐惧和威仪呢？单从家族的日常生活里便可推见端倪，在家族里，生动的景物被场景代替，生活被演绎好的片断不停重复，每一种光芒的存在构成了对心灵极大的震慑。
士大夫的家族生活比起普通人家来，除了礼仪的繁复，最枯燥的莫过于数十年要在家族的私塾中读儒经，我所怀想的白衣秀士恐怕只有在太学里才见得到。而王氏之所以数百年人脉文脉不衰，大概和他们的治家有关，在王氏的正厅中堂上，写着这么一道祖训“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这和近在咫尺的周村商埠繁华流金的生活态度，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在那个下午，我抚摸着王氏家族牌坊坚硬的底座，然后匆匆离去。无论如何，我们很难超越自己的想象不顾一切的揣摩过去的种种蛛丝马迹。我想，家族的存在，更多意义上是在延续血脉——身体的秘密编码。尽管我们可以有多种的方式去解读它，但从我们可以捕捉的细节来看，每一个我们所怀想的过去都是那么的残忍而美丽。所以那些凋敝的房屋，和所有逝去的岁月一样，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