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化]蒲学研究-狐与《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俗称《鬼狐传》，在近500篇作品中，写狐或涉及到狐的就有82篇，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以致一提起《聊斋志异》，人们就自然会联想到那些美丽多情、活泼可爱的狐女。可以说，如果抽去集中狐魅描写的篇章，《聊斋志异》不知会逊色多少，狐精描写构成了《聊斋志异》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狐精幻化的女子与其他人化了的精魅共同构成了一个奇光夺目、异彩纷呈的独特的形象体系，为《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作者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写狐?与以往同类小说相比，《聊斋志异》的描写有哪些超越?本文拟通过这个问题的考察，试图进一步说明在中国志怪文学发展史上，《聊斋志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狐进入小说艺术创作领域，并不自《聊斋志异》始。东晋干宝撰的《搜神记》作为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源头，我国志怪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其内容驳杂，诸如神仙道术、巫术占卜、奇闻异事、妖魅物怪等等，可谓包罗万象，洋洋大观。关于狐的记载有10条，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狐有预知能力，能预知祸事，如“夏侯藻”条(据《搜神记》中华书局本)，知欲雨，如“董仲舒”条；善变幻，变作书生，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谈吐风雅，博学多才，最后为人所烹，如“张华”；变作皓首书生，称胡博士，教授诸生，或化作妇人，化作人形，祸害人。
二
《聊斋志异》可谓是狐妖故事的集大成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它们的形象丰富多彩，蕴涵深刻。《聊斋志异》中的狐精形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继承了传统的模式，写狐精害人，如《刘海石》中的狐精“吸入神气以为灵，最利人死”。这类描写显然是民间传说的一种文学渲染，从某些篇目点明时间、地点、某云等字样中可以得到证实。不过，《聊斋志异》中如此单纯志怪述异的篇什极少，即使写狐祟人，亦往往寄意其中，如《董生》批评男子见色而动；其他如《雨钱》、《沂水秀才》嘲弄财迷心窍者；又《潍水狐》讥刺贪官污吏；《武孝廉》、《狐惩淫》惩治忘恩负义者和滥淫者。不少作品表面写狐扰人害人，实际是着意于写人，突出入的机智、勇敢，智胜一筹，如《农人》、《牛同人》、《贾儿》、《姬生》。比较成功的当数《贾儿》，写贾儿母被狐所祟，贾儿暗察细访，设计毒死了狐。篇中对贾儿搜狐、探狐、装狐、毒狐的过程描述得非常细致生动，层次分明，刻画了贾儿胆大心细、勇敢机智的性格特征。本篇可称得上是历来狐精害人故事中最好的一篇。写狐害人，不着眼于狐，而侧重写入，是蒲氏的一大创造。
另一类是那些“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之狐，它们是《聊斋志异》狐精形象中写得最多也最动人的一部分，她们亦狐亦人，亦入亦孤，成为人、狐的复合体，使狐精形象的创造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水平。这些狐精幻化的形象大多是女子，人情味十足，她们个性鲜明，面目各异，各具情趣，给人以美感。如美丽多情，行动拘谨的青风，娇波流慧，无私助入的娇娜，肆意言笑，天真烂漫的婴宁，诙谐风趣，善于属对的狐女；侠肝义胆，济人危难的红玉、舜华，百折千磨，之死靡他的鸦头；慧眼识人，识见超卓的青梅、封三娘，憨跳善谑，大智大勇的小翠；风流秀曼，宽宏大度的莲香，作镜影悲笑，激励丈夫苦读以出人头地的风仙……这些孤女如群星璀璨，互相辉映，蔚为大观。
《聊斋志异》对狐女的描写与以前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把她们寓度人格化，充分具有人的思想感情，使读者感到她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可近可信。如婴宁孜孜憨笑，似无心肝，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令人动容(《婴宁》)；青凤既感耿生知己之情，又念叔父抚育之恩，思申返哺之报(《青凤》)，娇娜见孔生为救自己而死，大哭曰：“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与孔生结下矢共生死的友谊，但她也忠于自己的丈夫吴郎，当“一门团困，惊定而喜”之后，惟有娇娜不乐，她为吴郎一家的命运担忧，及至知道吴郎一门俱殁之后，娇娜“顿足悲伤，涕不可止”(《娇娜》)，孤女舜华见张生是风雅士，便推扉自荐，备极欢好，当张生提出离家三年，想念妻子，求舜华携归时，舜华微露不悦，与世俗女子一样，也有嫉妒之心。虽有褊心，但最后还是携张生回家与妻子团聚(《张鸿渐》)；狐女小翠日事嬉戏憨跳，虽多次遭到翁姑的诃责，但惟憨笑，并不置一词。当公于因涂花面作鬼之事而受婆母杖责时，小翠立时色变，屈膝为之求情，且多方进行抚慰。她以开玩笑的方式帮助公公挫败了官场宿敌，又用瓮蒸衾蒙之术使痴呆的丈夫得到子治愈。最后因失手打碎了玉瓶，受到公婆交相呵骂，不堪侮辱，盛气出走。她善良聪明，情深而峻厉。(《小翠》)……
这些虚诞的超现实的狐女都具有人类社会的感情，她们的爱憎和追求都具有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象现实社会中的人那样充满着矛盾，具备了常人丰富多彩的人性。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读者才能在她们的故事中体尝到一些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味，才能与她们产生共鸣。
《聊斋志异》狐女形象的塑造与以往狐小说相比，另一显著不同乃是在她们身上倾注了创作主体极大的热情，使得狐精故事带有很鲜明的主体意识。作家有意为小说，自唐传奇始。《任氏传》的作者在篇末叹道：“嗟呼！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广其赞叹之情，溢于纸上。《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除了在篇末以异史氏曰发表议论，对狐女独特美好的品格极力褒扬以外，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作者的赞美之情，使整个作品都充满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正因为作者以情运文，把全部的感情都投注于所写之对象身上，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狐妖更富于人情味，更能打动人。如《婴宁》篇，作者通过善笑、爱花的描绘，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婴宁纯真无邪、清标脱俗的美好性格，行文之间洋溢着作者的喜爱之情。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是作者以现实生活为蓝本或为参照，自觉进行的艺术创造，它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传统的狐精媚人惑人的凝固化了的观念，以变形的艺术方式来反映社会人生，并在她们身上寄寓了作者的理想情感，这正是作者达到高度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三
《聊斋志异》专写狐精的作品有80余篇，以狐女为主角加以、着意刻画的，占30篇。这从许多篇目直接以狐女名字命名可以看出。作者把美丽、聪慧、善良、情挚、侠义等诸多美好的品质都赋予狐精。给她们高度的赞赏。在我国小说吏上，集中大量篇幅塑造—个狐女群像，蒲松龄是第一个。作者这个狐情结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从狐精原型的文化内涵谈起。在我国，狐图腾崇拜可追溯到上古。夏民族歌咏先祖的古歌云：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绥绥白狐”的出现，是应大禹“恐时之暮”之祝，所以班固认为这是“子孙繁息”，家族和邦国繁荣昌盛的象征。他在《白虎通德论·封禅》中说：“狐……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聊斋志异·青凤》篇有老狐自称是涂山氏的后裔，让耿生陈述其祖先佐禹治水之功迹。于此可知，蒲松龄对禹会涂山女的传说、歌辞及寓意，应当是十分清楚。狐作为祥瑞之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不止此一端，诸如坚贞、守礼、灵慧等美德，在许多典籍中有所体现。蒲松龄把诸多美好的品质都赋予狐精身上，源它作为一种有德神兽的传说和记载。
狐以瑞兽的形式出现的同时，还带有明显的妖化的影子，所谓“狐，妖兽也，鬼所乘之”。狐在成为妖兽的时候，亦成为美丽妖淫女子的象征。不过，《聊斋志异》中大多篇什写狐时改造了狐妖媚惑人的妖性特点，而成为狐幻化的女子大都美丽迷人，如“态度娴婉，旷世无匹”，“嫣然含笑，媚丽欲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倾绝人寰，人间无其丽也”，给人以美感。把狐精化作女子蛊惑世间男子改造为狐女主动追求心爱的人，主动得近乎大胆，热情得异乎寻常，往往越墙而来，推门自入，嫣然而笑，柔声曼语，讨得男子欢心，甚至乘男子不在，或者睡梦之中，钻到男子床上，这些狐女与男子交往都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有的为了帮助落魄书生重兴家业，有的使人世男子免于大劫，摆脱囹圄之灾，有的于男子穷困潦倒时给予慷慨相助，失意落拓之时予以精神慰藉，把狐女与人间男子的关系写得非常美好、单纯，令人向往。作者在对狐原型作取舍、重构时，对狐作为一个祥瑞之物所具有的种种美德都继承保持了下来，对它作为妖兽之物的妖性皆删除殆尽，从而使狐精幻化的女子在蒲松龄笔下成了集人世间女性所有美德于一体的狐女典型，大大提高了人狐相恋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格。
《聊斋志异》作者喜欢写狐，除了狐原型的文化积淀对他的影响外，更与他长期处于那种“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的馆斋生涯中有直接关系。《聊斋志异》中的写狐之作大都最后完成于作者坐馆毕家之时，有《狐梦》篇可证。30年的毕家坐馆生涯，作者饱尝独卧空斋的寂寞，缠绵病榻的郁闷无聊，精神上的失意痛苦，“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美丽聪明的狐精自然成为作者专注的对象。《降妃》篇给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它直接描写了蒲松龄本人在外坐馆教书孤独生活中对美好女子的的向往：“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辄从公杖履，得恣游赏。一日，眺览既归，倦极思寝，解屦登床。梦二女郎，被服艳丽……”意犹未足，遂形之于创作。分析心理学的鼻祖弗洛伊德调为：“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作者愿望的达成品。在这里，作者驰骋想象，创造了一个与人间迥异的自由浪漫的幻想世界，在这幻境里，贫困落拓文士受到年轻美丽的女子的青睐，士子苦苦追求的功名富贵顷刻到手，不必费力就可以得到享用不尽的财富，落魄书生在现实中难以得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种种欲望和要求都可以得到无条件的满足。作者对这些狐精故事的杜撰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补偿过程。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作者让男主人公贫困士子在小说世界中得到一切想得到的东西，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极力追求而不得的绝望愤懑的表现，是下层文人主体意识的一种扭曲变态的反映。
狐与《聊斋志异》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作者在对狐原型继承改造的同时，由于创作主体意识的注入和社会意识的增强，使狐精故事在他笔下大放异彩，狐魅形象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新质美，产生了极大的审美愉悦，因而获得了永久动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