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是它之前的文言小说所无法比拟的。作者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更是光彩照人，其中体现的对女性才华的肯定和女性人格的赞美，亦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全面考察蒲松龄笔下的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便可发现，不论是现实社会中的世俗女子，还是异类幻化的女性，也不论她们是目不识丁、悍妒成性，或者艳美绝伦、聪慧过人，总之，在她们身上总是带着鲜明的男权社会的强烈印记。作者总是用男性(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终生落魄的下层知识分子)的视角去观照她们，描写她们的。她们的出现或者存在，只是为了满足这个男权社会的需要而已。
让我们把《聊斋》中的女性放在封建社会女性文化的背景之下去观照——
在封建社会，女人历来被视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不仅在男人心中，也在女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它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从根本上对这个男权社会的稳定和延续起着巩固作用。那么，《聊斋志异》是否突破了这一点?其中的女性是否突破了这一点?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有许多固然是大胆而热烈的爱情追求者，为了爱情，她们生者可以死，而死者又可以生，狐女可以放弃自己千百年的道行，仙女也不惜抛弃世人梦寐以求的仙界。然而，当“子嗣”问题摆在面前时，她们便只能委曲求全，替夫纳妾，否则便只有带着遗憾和惆怅同心爱的男人告别。看到她们离去时一步三回头的情景，便可明白她们心中那难盲的悲哀。《颜氏》中的颜氏，是一位奇女子，作者说，面对她，“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当她的丈夫“再试再黜”时，她负气易装相代，考中进士，后官至御史，富埒王侯，“翁姑皆受封于新妇”。就是这样一位不让须眉的女中奇才，最后却仍要让丈夫承其衔，自己闭门而雌伏。因不能生育，便主动出资为丈夫纳妾。颜氏是有才华的，然而她的才华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宦迹十年，犹一身耳”，而最后却为了延夫家一线香火主动为丈夫置妾。在男权社会，即使是极有才华的女性，仍然逃不了悲剧的命运，而这悲剧，却只能由她自己在内心承受，不能有半点流露于外。《林氏》中的林氏是一位“贤”妇，作者对她是极力表彰的。然而林氏之“贤”，总给人吃了苍蝇一般的感觉。她先是劝夫纳婢，丈夫不答应。于是让婢女襆被卧其床下，丈夫亦丝毫不动。后使婢女托己之名往就之，又被“咄之”。可是她到底还是挖空心思想出了办法，同丈夫采取预约同衾的办法，使婢女和丈夫睡到了一起。这样绞尽脑汁所为何因?就是为了能使婢女给丈夫生下一个儿子。为了“子嗣”，林氏可以说丧尽了尊严。然而作者说：“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对林氏推崇备至。可我们看到的却是女性的悲哀，妇女仅仅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的悲哀。就是《段氏》中那位“善妒”的连氏，临死之前也谆谆告诫女儿及孙媳：“汝等志之：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珥，为婿纳妾。无子之情状实难堪也!”
现实社会中的世俗女子是这样，那么，狐女、仙女呢?也同样。《小翠》中的狐女小翠，可说是一个率真任性、无拘无束、不遵守闺范的少女。她“善谑”，什么玩笑都敢开，尊卑长幼、夫为妻纲那一套，她似乎也不顾及，哄自己的痴呆丈夫玩耍，竟至于将球踢到了公公的脸上；也不怕杀头之罪，用衮衣旒冕打扮自己的丈夫，以为戏谑。这样一个天真烂漫、无法无天的少女，最后却要为夫家的后嗣着想，她对丈夫说：“今亲老君孤，妾实不能产，恐误君宗嗣。请娶妇于家，旦晚侍奉翁姑”。神女嫁给米生之后，因数年不育，便劝丈夫纳副室(《神女》)。仙女锦瑟，嫁给王生，见其妾有“宜男相”，便赐以锦裳珠饰，且使“生无夜不宿妾室”(《锦瑟》)。在《聊斋》的世界里，不论是人是鬼，是神是妖，其女性只要是作者肯定、赞扬的正面人物，统统跳不出这一藩篱。
她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子嗣”?因为在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继承财产、赡养老人，这不是她们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儿子才行。蒲松龄反映的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历来是十分讲究等级名分的，这种观念亦表现在《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身上。作为媳妇，要孝敬公婆，能讨公婆的欢心，这是天职，如其不然，便是犯了七出之条，只能被夫家休掉。不论你的言行有没有错误，更不必提你同丈夫是否真有感情。
《珊瑚》写安大成妻珊瑚不容于恶婆婆，“妇虽奉事惟谨，终不与交一语”，安认为“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为!”硬是将她休掉。而珊瑚自己也认为“为女子不能作妇，归何以见双亲?不如死”，很明显，作品中所体现的妇女做人的标准，正是封建的“夫纲”、“妇德”，社会所承认的也恰是封建的等级名分。对珊瑚，作者是肯定的，原因就是她面对婆婆的无理刁难，无怨无悔，在被出之后，闻婆婆病重，便每天派人送上可口的饭菜，探视病情。婆婆终于知过悔改，和珊瑚“遂为姑媳如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为人媳者若心存不满，这本身便是不是，是不孝。
婆媳之间是如此，妻妾之间呢?亦应讲究名分。《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恪守封建妇德的样板。《邵九娘》中的邵女就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偷生的妇女。作为妾，她甘心忍受悍妇金氏的虐待，说“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金氏常常无端寻事，鞭挞横施，她却每天早起，“膝行伺幕外”，被赤铁烙面，她却揽镜自喜：“彼烙断我晦纹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作者认为，做妾者“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梃刃所能加乎?”《妾击贼》写贵家某有一妾，身怀绝技，“殆不啻百人敌也”，却常被嫡妻凌折，鞭挞横施，而妾奉事惟谨，未尝有怨言。当别人间她：“嫂击贼若豚犬，顾奈何俯首受挞楚?”她回答说：“是吾分耳，他何敢言”，对她的这种安分行为，“闻者益贤之”。
《聊斋志异》中有安于媵妾地位、逆来顺受的女子，也有立志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女性。房文淑和芸娘便是两个很有个性特色的形象。房文淑因不愿为人之妾，即使在为邓生生了儿子之后，仍要离他而去。她说：“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姐，呱呱者难堪也!”(《房文淑》)，芸娘更是性烈如火，当丈夫王桂庵戏言家中有妻时，她便立即跳人奔腾的江水之中，宁死也不做妾(《王桂庵》)。我们看到，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者，其遭遇是悲惨的，令人可叹；而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其结局也只能是悲剧。这便是女性的命运。
除了妻妾这种讲究名分、人分贵贱的关系之外，蒲松龄还给我们讲了许多二女共事一夫的故事。二美共效英皇，一直是封建文人津津乐道，也从心里渴慕的人生快事。蒲松龄的内心也希望那些有才华有操守的男子能够获得红粉佳人的垂青、眷爱，并且不只一个。然而，如果从内心深处去分析，这恐怕只是男权社会中男人们的一种向往。从女性的角度看，她们未必就喜欢自己心爱的男人同时也被他人所有，男女情爱的排它性恐怕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
《小谢》篇中，小谢、秋容共同师事陶生，但互有妒意。陶生偶赞小谢一语，秋容便“大惭，粉黛淫淫，泪痕如线；生百端慰解之，乃已。”而且小谢阴嘱陶生勿教秋容，秋容亦阴嘱陶生勿教小谢。后来陶生被诬坐狱，二女极力奔走，脱祸之后，二女以遭难故，妒念全消。作者认为，二女之间的友谊可以调和她们的矛盾，消除内心的嫉妒。《莲香》篇中，狐女莲香和女鬼李氏也是如此，二女皆为倾国之妹，风流秀曼，慕桑生高雅，因而自荐枕席。但当她们各自知道另有女子与桑生要好后，便各怀心思，嘱咐他和对方绝交。后来桑生病危，莲香采药三山，使其康复，李女也引咎自费，后来她们共事桑生，二人亲如姊妹。另外，《陈云栖》、《寄生》等篇都是二美事一夫的故事。这些作品中，二女并列，不分嫡庶，竟相恭顺侍奉丈夫孝顺公婆。
蒲松龄显然很欣赏这种婚姻形式，他在《小谢》篇后的“异史氏曰”中感叹：“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其中的艳羡之情，不言自明。然而如何解决这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求助于二女之间的“友谊”，可是有了友谊，是否就能抹平她们心中的伤痕?二女事一夫，在她们是否真的就感到很幸福、很美满呢?
总之，蒲松龄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应该是既美如天仙、清纯如水，又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即要侍奉夫婿、孝敬公婆，又要不悍不妒、主动为丈夫纳妾；还要善于理财，让丈夫安心读书。如果这之中有某一方面的不足，便是一种缺憾。这要求委实有点苛刻，对女性也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但是为了满足这个男权社会的需要，便只能委屈女人了。可是实际上，这样完美的女人，恐怕也只能是男人们的一厢情愿。
《聊斋志异》中也塑造了许多充满强烈叛逆精神的女性，然而她们的结局如何呢?请看《婴宁》，狐女婴宁是作者最为喜爱的形象之一，她纯真无邪，不染尘世污垢，活泼爱笑，甚至敢于爬上树顶，在树上“狂笑欲堕”。在她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男女之大妨，也不存在什么笑不露齿的教条，连行新妇礼时，也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就是这样一位“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的天性活泼的少女，后来因为惩罚西邻子，受到婆婆的严厉训斥，最后竟“矢不复笑”，即使婆母开导：“人罔不笑，但须有时”，她却“由是竟不复笑”。人的生命本相在封建礼教的严正规范之下终于不复存在。《乔女》中的乔女，可说是一位大胆而又开放的女性了，固为感盂生知己之情，当孟生死后，她毅然前往吊孝。对一个无任何血缘瓜葛的男子，她的行为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既而当孟生家产被村中无赖抢劫一空，而其生前好友却袖手不理之时，她又挺身而出，为其夺回家产，井抚孤、理家，教导孟生之子成人。叛逆性在乔女身上有着强烈的体现。然而她却冲不破“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藩篱，当孟生生前向她求婚时，却“固拒之”，她说：“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显然她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任何其它东西都重要，而且以此自信。而这“德”却正是造成她悲剧的根源。在封建社会，男人们可以三妻四妾，而且以此相标傍，而女人却只能从一而终，即使青年丧偶，也必须苦守苦熬终生。乔女实现了男权社会所推崇的女性人格理想，却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代价也实在太大。那么失节者下场如何?《金生色》的故事是很典型的例子。金生死后，其妻与人私通，被亡夫之鬼射了一箭，矢贯胸脑。“使人拔脑矢，不可出，足踏顶项而后出之。女嘤然一呻，血暴注，气亦遂绝。”这一”箭”很有意味，你要失节，请受这牢不可拔的一箭!
在《聊斋志异》中，只要是女性，不论她们是人是鬼，是神是妖，最终都逃不出封建道德这张铺天盖地的大网，终究要被罩在这张大网的底下，成为男权社会的俘虏，《凤仙》、《书痴》、《云翠仙》、《青梅》、《聂小倩》、《侠女》、《红玉》、《恒娘》、《细侯》等篇章中的女性，无不如此。
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也是矛盾复杂的。这里我们不需要用什么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作者的妇女观去作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些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我们却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命本相，她们是真实的，又是典型的。不论她们是人品出众、才华横溢，亦或是愚陋笨拙、悍妒成性，都只能被那个社会塑造成适合于男人口味的女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便是她们的天职。即使仙姬神女、女狐花妖，亦不例外。这是一种性别悲剧，更是一种时代悲剧，因为她们的女人身份，便注定了这悲剧的不可避免。在封建中国，社会本就没有为女性开辟一片与男性公平相处的土地，更没有一方能使她们自由生长的空间，阳光还未能穿透她们头顶那一块阴沉沉的天空。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用自己的笔，为我们描绘了封建未世真实的妇女群像，展现了她们的悲剧人生。这恐怕才是《聊斋》女性形象光彩照人、魅力永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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