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化]蒲学研究-聊斋咏史诗说

咏史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有的专咏一人一事，如曹植的《三良诗》，南朝宋谢宣远的《张子房诗》等；有泛咏史实的，如左思的《咏史》。以《聊斋志异》一书名家的蒲松龄，自清康熙九年庚戌(一六七o)南游首途，·即随笔写诗，直至其七十五岁止，作诗计一千二百余首。其中有些诗篇是咏史的，咏史当然包括了历史人物；但有些历史人物却并不包括在咏史范围。如诗题《杜于美》、《廉叔行》、《崔伯渊》、《刘士安》、《元稹》、《慕容垂》、《杨妃》、《褚遂良》等人。大诗人杜甫，一向为世人所仰重，但是他在成都为工部员外郎时，性格褊躁傲诞，“狂态直与祢生同，几何不遭锻锡公”，是多少出入意外的。《廉叔行》是借东汉廉叔度为蜀郡太守的廉政爱民以比之曾任淄川知县的张嵋；以张嵋与蒲松龄为同时人，非为历史人物，故作者仅表赞颂景慕而已。自《崔伯渊》以下，大致根据历史评价而作了概括的勾勒，探究余地不多，故本文不予论述。
一、咏史
(一)悲蜀汉而颂武侯
在《聊斋诗集》中，蒲松龄诗题《咏史》五古三首，首先是歌颂诸葛亮的：“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言下之意，诸葛亮当年若不奋起南阳，也将碌碌一生，一辈子都是务事蚕桑的庶夫了。因此作者认为人的发迹与否，常在于机遇，所以首四句即以比兴手于法举“良马”与“璞玉”为例说：“良马非不骏，盐阪徒悲鸣，美玉非不贵，抱璞为世轻”。良马与美玉，本为可贵；但若用于非时，则只有“徒悲鸣”与“为世轻”的份了。作者终身潦倒，在此也未尝没有自悲不遇之慨。
在一首《读〈三国志〉》五古中，也是在咏诸葛亮；认为蜀汉之亡，命在天意，非诸葛氏所能独立回天。首四句就明显的表达厂这种倾向：怒河堤欲决，大捷不能堙；冬寒地欲坼，烈火不能温。
由于象征蜀汉将亡的“堤欲决”、“地欲坼”，即以诸葛氏的“大捷”与“烈火”，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概括性的指喻之后，于是又形象的引出下面这段吏实：诸葛隐南阳，抱膝掩柴门。有桑八百株，有田足耕耘。岂不请时势?难酬三顾恩。蜀中无寸土，白手定三分。秋风五丈原，千载泪沾巾！不必泪沾巾，存亡固有因。天将灭炎火，昭烈无后人。此乐不思蜀，哀哉无道昏!武侯即长生，安能为大君!
作者对渚葛武侯赞赏备至，也万分痛惜。“乐不思蜀”而“哀哉无道”的后主．注定了炎汉必亡。“虽使渚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诗中彰显了诸葛亮审时度势的作为，也隐含了他深刻的无奈。
(二)赞中兴而美朱枯
《咏史》之二，未明指所咏的人物，但在“云台冠群英，弱龄为帝师”句，应指辅佐光武中兴的朱祐。朱祐为东汉南阳郡人。为人质重，尚儒学，事光武为护军，从征河北，累立奇功，拜建义大将军，封鬲侯。据《后汉书·朱枯传》：“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祜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这段传文，应是“弱龄为帝师”所本。
朱祐在《后汉书》卷二十二《列传》中，位居景丹、王梁、杜茂、马成、刘隆、傅俊、坚镡、马武等合传之首，又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本传》云；“水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实际图画中兴功臣于水平三年(公元六十年)，后增四人，合为三十二人。
“云台”三十二位人物中，皆有封侯，朱祐则前后三封；而《咏文》诗句则有“白首不封侯，猿臂数何奇?谋岂有臧否，穷达数所为”。指的则是汉武帝时名将李广。
《史记·李广传》：“广为人长，猿臂”。李广为秦名将李信之后，今甘肃成纪县人。善骑射。汉文帝时，击匈奴有功．为武骑常侍。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犯境，号曰“飞将军”；然数奇，至老未能封侯。以致诗首二句：“织者常苦寒，耕者常苦饥”，意指李广的劳而无功。诗末四句的“寒蝉饮风露，相安无越思。高岸可为谷，性拙终不移”，至言李广的忍辱负重。最后终不能以”失道”事而屈对刀笔吏之审讯．引刀自刭，正是所谓“性拙终小移”的写照。
比较起来．在百余年后的朱祐。就比李广幸运多了。作者在此对李广自然是抱有相当的不平之鸣。
《咏史》之三，是借范睢的际遇而论人情冷暖，最后归结到“虽有杵自交”，仍不如骨肉亲情。诗有云：宴笑友朋多，患难知交寡。范叔辱魏人，断胁弃厕下。谁者溺其头，无乃是须贾!南箕不可扬，北斗不可把。虽有杵臼交，不如同根者。
诗中提到须贾，须贾可说是范睢生死起落的关键人物。
据《史记·范睢传》，范睢．战国魏人，字叔。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从贾使齐，以齐襄王闻睢辩口，赐以黄金及牛酒，须贾疑其通齐，归而以告魏相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睢，折胁摺齿。睢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睢”。后改名张禄，随秦使王稽入秦，以远交近攻之策说秦昭王，为客卿，复为相。因此，范睢的荣屏转折，关键在于须贾，后须贾使秦，范睢数落其罪有三，其中二点是；“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更醉而溺我”。后句就是蒲诗“谁者溺其头，无乃是须贾”的语源。所以司马迁在“传”末也很感慨的说：“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另一为蔡泽)，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在此固然可见范睢的成就是由困厄所激，但如须贾者的前倨后恭，也未尝没有所谓“宴笑友朋多，患难知交寡”之余讽了。
以上三诗．除第二首似为李广鸣冤，余二首多少或有作者借叹身世之意。所以“南箕不可扬，北斗不可把”，正是作者既不得志又何必务求虚名的自慰。“南箕”、“北斗”句，取意于《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把酒浆”。借喻二星的徒有虚名而无实用。甚至纵有“杵臼交”，恐也没有“同根者”的足可信赖了。
蒲氏交游广阔，但也并非都具互信，所以在其所撰《聊斋自志》里就说：“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广可见知音之难觅．
二、读史
(一)借晋文而讽曹瞒
在诗题《读史》的四首古体诗中，大致在咏汉唐故事。第一首起头就说；“仲尼恶晋文，以谲为其咎”，是引的春秋史事，实际在借晋文公的“谲”，而严讽后世征伐篡窃的“咎”。文公“若生五代时，品行当无偶。请隧守河阳．未足称罪首”。“请隧”是孔子所以讥晋文公的谲。隧为掘地通道．为王的葬礼，文公请用此礼，谲而不正，所以被讥。“狩河阳”事，发生在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五年，公元前六三二)。《史记·晋世家》：“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孔子认为诸侯不可召周王来见。其实这两件事并不足为后世祸乱的‘罪首”。但自汉代以后，篡窃成习，族诛为快，又岂是一个“谲”字可以了结。
汉后习篡窃，遂如出一手．
九锡求速加，让表成已久。
自加还自让，情态一何丑!
僭号或三世，族诛累百口。
当时不自哀，千载令人呕。
汉前固有王莽篡窃，汉后篡窃故事犹多；但此诗主角恐怕还是指的曹操。
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曹操自赤壁败后，军力虽衰，然不臣之迹，则日益显著。为求提高自身与子曹丕之地位，不断加官进爵，诛除异己，以作篡汉准备。十六、七年间，不仅以五官中郎将的曹丕窜为丞相之副．更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十八年夏，终获诏封冀州十郡而为“魏公”，加九锡，设社稷宗庙。
“九锡”是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的九种器物，其名最早见于(汉书·武帝纪)。大凡谋篡之臣，在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王莽篡汉前是如此，曹操也是如此，后来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为达成篡夺野心，于是加九锡为其例行公事．
曹操既加九锡，还忸怩作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书》载公(曹操)令曰：“‘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杏何可比之?’前后三让”。这就是诗中所说：“九锡求速加”、“自加还自让”的丑态。
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二oo)杀了身有妊的董贵人之后，又干十九年杀伏后并戮其全家。《后汉书·皇后纪》云：“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入怒，遂逼帝废后。……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乒入宫收后。……后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谓“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又引《曹瞒传》云：“完(后父)及宗族死者数百人”。伏完族人既灭，曹操旋迫献帝立其中女为皇后。这就是诗中所谓：“僭号或三世，族诛累百口”之证了。
曹操兴篡，为后代历史留下了很坏的榜样。继之者如司马懿祖孙三代．而司马炎终于又篡了曹魏，建国号晋。这也正如诗云：“汉后习篡窃，遂如出一手”。
从聊斋主人所咏历史的奸臣看夹，曹操最为其咬牙切齿：不但诗有揶揄，文亦诅咒。如《聊斋志导》的《甄后》及《曹操冢》两篇，即对曹氏施以无情的挞伐。试想如王莽者功；兴篡在前，为何诗文中竟只字不提呢?
（二)兴大唐而称李郭
在本题《读史》的四首古体诗中，第二首要言庄言为佞、甚于谄言；而权臣的跋扈，皆由于国君误信其庄言之佞所造成。诗中提到“人岂爱杞桧?误认为伊周”，明指唐德宗时的奸相卢杞，宋高宗时奸相秦桧；其所以被国君所重用，即因被其庄言所惑．误认他们是伊、周之类的贤相，意谓奸臣固有误国误民之咎，而为君的“儿孙喜得位，竟忘君父仇。哀哉乱世主．如貉同一丘”。自然也要承担皂白不分、是非不明的责任。
《读史》第三、四两首，分别是说朝廷中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除小人难，小人徐君子易。而宦官又身分卑贱．由于国君宠信，遂至专权误国。作者不胜感慨。由于第三首诗中句有“临淮与汾阳，大勋垂天壤”及“几何首领绝，不似仙芝枉”诸句，知是在颂大唐中兴诸英雄史迹。
“临淮”与“汾阳”，分指李光弼与郭子仪，二人皆平安史之乱有功。李光弼(七0八～七六四)，唐营州柳城人。幼持节行，善骑射，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肃宗朝，平安史之乱，拜节度使，后镇朔方，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封临淮郡王。用兵谋定后战，多操胜算，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郭子仪(六九七～七八一)，今陕西郑县人。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安禄山反，次年秋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至德二年(七五七)，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为平安史之乱第一功。肃宗曾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封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蒲松龄对郭子仪尤其仰慕，在他南游宝应时期，曾作(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七绝一诗云：“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诗言“不似仙芝枉”，是指枉死的高仙芝。高氏，唐高丽族人。善骑射。开元(七一三一七四一)末，任西安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天宝(七四二～七五六)中，平小勃律，于是拂辣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摄降服，拜右御林军大将军，封密云郡公。安禄山叛，以副荣王李琬统兵屯陕，东京陷，退保潼关，为监军边令诚所谗，斩于军中。
中国汉唐两代皆受宦官之害，而唐代宦官可以掌兵，宦害尤深。自玄宗以来，阉人可预军政，也只为监军而已。及至鱼朝恩，居然以宦官直接帅军。肃宗朝，鱼氏更官九节度观军容使，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又总掌神策军．大权在握，势倾朝廷．大臣莫敢与抗。代宗时，又有宦官旧臣李辅国及其党羽程元振之祸。程元振曾任司空兼中书令、元帅行军司马、逢迎天子．制肘忠臣，李光弼、郭子仪先后皆被商宦所谗间。据《旧唐书·李光弼传》，李光弼的败绩北邙山，即为鱼朝恩所设计；而“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微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甚至“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又《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官鱼朝恩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干，不遑寝息。……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之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肃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及“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所以史臣裴咱曰：“汾阳事上诚荩，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由于“大勋垂天壤”的李、郭二将，“媢忌犹中伤”，谗间者终于“频频陷法网”。大历五年(七七(—))三月，代宗依宰相元载之议，缢杀了鱼朝恩，而早在广德元年(七六三)十一月，程元振也已削官放归田里。
蒲松龄在这首《读史》涛的前几句是这样写的：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龙象；小人杀君子，诛灭如反掌：朝谮夕已族，并不疑虚罔。英主或旋悟，忠魂徒梦想。
这就说明了宦官为祸之深。而末四句应该指的就是高仙芝等被枉杀而言。
(三)宦祸兴而君所纵
在这组《读史》涛最后一首，作者没有明指忠奸的历史人物，而是概括性的说明汉唐宦官祸国殃民，史迹昭然，血渍斑斑，于是在饮酌自醉之余，不能不一吐为快。诗云；宦竖备洒扫，不敢干闽外。世主伊何心，沫猴使冠带?刑余性鸷忍，苍生任姑嘬。片言为生杀，一从所憎爱。鼻气成龙虎，公卿望尘拜。久久跋扈成，深宫如被械。大臣受秘旨，谋泄遭屠害。党锢一网尽，国势亦沦败。读史讫汉唐，不可复聊赖。无须咸被诛，浮白为一快。
臣不臣，君不君！寄寓无限沉痛。虽然语及“汉唐”，实则多涉汉末。东汉自光武、明、章诸帝治绩之隆维持约六十余年外，自和帝以迄献帝的百余年间，十位皇帝中无一不是冲龄即位。因此，既有外戚专政，继而宦官擅权，循环往复，终至纪纲败坏，政治腐化，汉室随而沦亡。
大致在桓帝以前，朝政多由外戚；桓帝自诛诸梁而宠任宦官之后，宦竖贪骄日盛，朝政遂由外戚而转移于宦竖。由于宦者为恶日深，朝野不能不大事声讨，遂结“党锢之祸”。及灵帝即位，党锢犹在继续，终致朝中贤良被戮殆尽。宦官又肆无忌惮，竟至卖官鬻爵，暴敛货财，致使吏治益坏，民不聊生，酿成黄巾之乱，其后又州郡割据，军阀混战，三国之局于焉形成。
追究这段历史，宦官固有余辜，世主亦不能无辜，甚至人君更当首恶。“世主伊何心，沐猴使冠带?”本来沐猴可以不使“冠带”，但看世主是何用心；“片言为生杀，一从所憎爱”，这就可见世主是昏聩已极了。
三、《读(平泉记)》与《读<剑南集)有感》
在《咏史》及《读史》之外，还有两首不属于史类但也不脱于史籍的作品，一是(读·<平泉记>)，一是《读<剑南集)有感》，两诗均为五言古体。
(一)干泉庄园与李德裕
《读<干泉记)》，则《平泉记》应是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所撰《平泉树石记》及《平泉草木记》的简称。李氏所建庄园取名平泉，一在今河北行李德裕故乡赞皇县西北张楞村，为其当年游息之所，今为玉泉寺；一在今河南省洛阳县南，为李德裕别墅。作者抒之于诗的，应属后者。由于庄园耗费不资，园主且“虑为他人有，拳拳戒后昆”，致使李德裕在诗中给人留下一个愚不可及的恶劣印象。诗云：赞皇挥巨万，珍怪罗其村。虑为他人有，拳拳戒后昆。哀此一何愚，无乃乱命昏？第宅更新主，况乃树石存?纨绔肆憨跳，风雅复何论!就桂絷牛马，椎石为溷垣。断弃委荒草，石丈为烦冤。能赠米南宫，犹为佳子孙。
显然，作者对李德裕的贪鄙行为是认为大有可议的。
李德裕的平泉庄园，在洛阳南二十里许，周围四十里。宋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说这个庄园是鸠集“洛阳良工巧匠”，有“台榭百余所”并有“四并、迎翠、濯缨、观德、超然五亭”。唐人康骈的《谈剧录》也记其胜概说；“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潆洄疏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干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风草树之形”。由于庄园辽阔，在晚唐时期仅次于司空图的王百谷庄…；而李德裕自著的《会昌一品集》也说：“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见呼”。因此自居易有诗也以艳羡的口气说：“洛客最闲惟有我，一年四度到平泉”。
虽然，平泉庄园的营建，是在李德裕“威势与恩泽无比”时的“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等的“数年之间，无所不有”，显然也认为其后世子孙为这座庄园的唯一继承者。他的《会昌一品集》别九《平泉山居诫子孙》说：“虽有泉石，杳无归期，留此林居，贻厥后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吾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这就是蒲松龄所以说他；“哀此一何愚，无乃乱命昏”、”纨绔肆憨跳，风雅复何论”的依据。早在蒲氏七百年前的欧阳修，在其所著《集古录》中也说；“若德裕者，处富贵，招权利，而好奇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败也。其遗戒有云：坏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孙’，此又近乎愚矣”。因此，蒲氏奢语李德裕。若想留有“佳子孙”的称号，最好把庄园赠给米芾。
米芾(一0五一～一一o七)，北宋襄阳人，世称米襄阳。为文奇险，妙于翰墨，画山水人物，自成—家；僻爱金石古器，尤嗜奇石。官至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
(二)陆游与陶潜
《读<剑南集>有感》一诗，主旨在借古讽今。
《剑南集》是指宋人陆游（一一二五~一三一0)的《剑南诗稿》。陆游偏爱陶潜诗，除将诗文亦有取题“东篱”在所著《渭南文集》卷十五《澹斋居士诗序》也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在《剑南诗稿》中，不少诗题或诗句提到陶潜(三六五～四二七)。如《读陶诗》：“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干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而《小园诗》四首之一也有：“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种瓜”之句。陆游几次免官，都住在他故乡今浙江绍兴县的三山，写过不少描述农村生活的诗歌，这也许是田园大诗人陶潜吸引他的因素之一；而直接激发蒲氏写这首《读<剑南集〉有感》的诗，还是陆游在《剑南诗稿》的《杂诗》之六提到过陶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可能就牵涉到陶潜在五十岁左右曾作《与子俨等疏》及《责子诗》的事。《聊斋》诗云；渊明有五男，顽钝纸笔疏；放翁有六士，能读文藏书。志意非悬绝，所生何其殊?此皆天所为，人力难强图。……
陶、陆二人皆诗界泰斗，其子弟的肖与不肖何以如此悬殊?这是作者难以理解的地方。
陶潜有子五人．依序名曰舒俨、宣俟、雍份、端佚、通佟。舒、宣、雍、端、通，皆小名。大约在陶氏五十一岁那年；以其听子皆“不好纸笔”，遂作责于诗以诫之；”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枣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陆游《杂诗》之七，以句有“弱质与运颓，玄发早已白”。就是应对陶潜《责子》诗首二句而言的。
《荀子·劝学》篇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显然，陶潜五子并未受到乃父先天或后天禀性的影响。陶潜在其《归去来兮辟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而陆游也是一个贫户。他的《送子坦》诗说：“老境宁容别?诸儿仕为贫”。言下之意，儿子都做穷官，老子怎能富贵?《剑南诗稿》卷六十四，曾记：“入冬，病体差健。而贫弥甚”。这是他八十一岁那年的事。他有很多诗篇都是这种穷困的吐露：“亦知常苦饥，未忍吞膻腥。我食虽不肉，匕箸穷芳馨。幽窗灯火冷，浊酒倒残瓶”(《吾庐》)。“阿堵无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食案阑干堆苜蓿，褐衣颠倒著天吴”(《岁暮贫甚戏书》)。更有“捉襟见肘贫无敌，耸膊成山瘦可知”(《哀疾，)之句。这些诗都作于晚年，可见他的物质生活晚来也够凄凉，但精神生活却比陶潜丰富．
陆游的六个儿子，除捧行第五的“子布”，诗文中少见提及，其他五人的形像都较熟悉。长子虡、初仕乌程县丞，累官潦州通判；次子子龙，先任武康尉，后转东阳丞，依次子惔、子怛，彭泽丞，子布、子聿(亦作“*（左纟右聿）”、“遹”)，水平钱监。仕宦虽都不显，却也不是“顽钝纸笔疏”之辈。首先。子虡为编《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收诗九干多首，并作《跋》，署“朝请大夫知江州事”。子聿亦为《剑南诗稿》作《跋》，署“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事”。子聿聪敏勤学，“十岁能吟病起诗”；但“书为半酣差近古，诗虽苦思未名家”；又“刚日读易，柔日读春秋，常至夜分”。《渭南文集》卷二十九，陆游曾《跋子聿所藕国史补》。因此蒲诗所言“能读文藏书”，大概主要是指子聿讲的，而子聿也确实受到其父的特别钟爱。
蒲松龄似乎还不止是在为像陶潜这样的父亲抱屈，而是在为凡不肖的一种讥讽告诫，所以在《读<剑南集)有感》的后半段，就引出一个“东邻爱子”的故事。
东邻有爱予，爱如双明珠；
代怀彳‘岁忧，少闽意不舒。
膏沃连近野，楼阁耀通衢；
父死未及葬，回首莽为墟。
清贫如放翁，乐哉复何须!
其实陶潜五子的“顽钝纸笔疏”，不能与这位“东邻”的败家子相提并论，但作者之意，似在诫励天下为人子者应知父母鞠育教养之恩。最后两句，显然是对这位“双明珠”者一个怨而不怒的嘲讽。
在蒲松龄的干余首遗诗中，《咏史》诗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诗因为都是五言古体．排比铺叙，韵致浑朴，不如其七言绝律的旖旎风华；但就所述人．物间明暗交替的笔法，也是其诗心笔意间的匠心独运处。如《读<三国志>》，就明指而专写诸葛亮；因为如无诸葛亮，就无所谓“三国”更无“蜀汉”子；但在《咏史》的三首之一中，又写“高士卧隆中”，一提到“隆中”，谁又不知这“高士”就是诸葛亮呢?又如称颂朱祐，只说“云台冠群英，弱冠为帝师”，替李广抱屈，则说“白首不封侯，猿臂数何奇?”与“须贾”；写子弟肖与不肖时，指出了“陶潜”与“陆游”。这种咏人物的交错隐现，可见作者对史料运用之巧，情节表达之妙，而又寓整齐于变化之美，应深刻烙印在读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