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化]蒲学研究-媚后之痴—《聊斋志异》男性研究之一

《聊斋志异》无疑是“鬼话连篇”，随意翻开一篇，少不了有鲜丽欲绝的花妖狐魅翩翩于字里行间，向你展示她的丰姿、她的鬼态，真个是荡人心志，乐人情怀，故此，历代论者无不推它为谈狐说鬼之大典。诚然，叫人又怕又想的鬼怪故事确能激发人们“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兴趣；《聊斋》文字的漂亮，精而丰，简而富，既骨劲又腴美有弹性，也叫读者不忍释手；而小说中得到充分寄托的作者的“孤愤”也是《聊斋》价值的所在。然而，《聊斋》魅力还来源于作者一种解不开的情结：痴。
一、媚后藏痴
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奇谈怪论的小百科全书确实不为过分，全书四百九十余篇长文短文，蒲松龄的笔触几乎扫遍了地下、人间和天上的各个角落，各色人等、物等汇聚于此，浓缩于此，展示着各自的奇异与卓绝。就是那些纯然描写自然物事的篇章如《地震》、《元宝》、《龙肉》、《蚰蜒》等都无不精致玲珑，耐人寻味。当然，一般以为最能代表《聊斋》风格的还是怪鬼狐妖，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也正是他们。娇娜、青风、聂小倩、鸦头、连城、莲香、胡四姐、伍秋月、阿绣、小梅……这一连串人物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她们虽然或刚或柔、或热情或羞涩，或单纯或老到．各有各的特点，但却都具备了这样一个共同点，这便是她们都吸集了几千年女性发展的精华，个个面貌若仙。风华绝伦。莲香是“亸袖垂髫，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娇娜是“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巧娘也“妩丽无比。莲步蹇缓”……似乎，蒲松龄总是不惜调动他脑库中最美妙的同汇来把他心所其许的女性装扮成“媚丽欲绝”的人间仙女，她们频繁地往来于《聊斋》的字里行间，一颦一笑，一步半跬都是如此奇异迷人，这就难怪一部《聊斋》读下来，过不多久，读者头脑中仍然保留的印象，几乎就只是这些媚女的光彩了。基于此，不少论者都以为《聊斋》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这类形象塑造的成功，(聊斋》的意义也多来源于这些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为错。
然而，如果细致搜寻一番，我们可以发现．《聊斋志异》中还活动着一群足以与这些媚丽的花妖狐魅分庭抗礼的人物群像。这就是由常大用、马子才，向呆、霍桓、耿去病、孙子楚、席方平、邢云飞、程生、叶生……构成的系列，他们虽然被分置在不同的篇章之中，赋予了不同的身分、背景与活动，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这个共同点：痴。这群痴男儿形象无论在《聊斋》中的人头数，还是形象的鲜明性和深刻性都足以与媚丽女子抗衡。或者可以说，痴男和媚女的塑造正是《聊斋》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正是这两组相辅相承、相应成趣、一呼一应的形象系列，构成了《聊斋》了鬼狐妖世界的整体，也构架了《聊斋志异》本身。
首先，在那些花妖狐魅的爱情篇章中，那些鲜丽欲绝的媚女们事实上很少单独活动，她们的出现往往与痴男儿相伴而行，一男一女，一媚一痴，扮演出一折折动人的故事，而更让人不能忘怀的竟或是这些傻汉子的痴情。孙子楚为着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居然斧断其指，为近芳泽又魂寄鹦鹉(《阿宝》)；刘子固，因为买扇时，“女以纸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粘之”，便“怀归不敢复动，恐乱其舌痕也”(《阿绣》)：《婴宁》中的王子服初见拈花女郎，便“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待女郎遗花而去后，“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至家，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连城》中的乔生．为着意中人，竟自出白刃，到肉相赠，宁知这是索命之举，而他的唯一目的只是“相逢时，当为我一笑”，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诚为后世痴情的祖宗。
《聊斋》的爱情篇章自然是这些痴汉子们的好去处，即在其它题材的篇章中，也到处点缀着池们的同类。我们可以看到“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弈又忘其生”却从未尝过胜果的棋痴(《棋鬼》)，看到“好石，见佳石，不惜重直”的石痴(《石清虚》)，可看到“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的菊痴(《黄英》)，还可看到“癖于曲蘖”的酒痴(《酒友))；科场铩羽便形销骨立，竟忘身死，魂从友人，借他人福泽为自己文章吐气，以明“非战之罪”的科举痴(《叶生》)，为报仇而化身为虎的仇痴(《向杲》)……总之，在《聊斋)里，痴汉绝不止于情痴，凡有一物，便为一痴，痴汉遍布之广甚至压过媚丽的花妖狐魅，成了《聊斋》舞台的一大主角，一大主题。
二、痴源是我
我们的汉语就有这么奇妙，同是“傻瓜”一词，有时是骂语，有时却是昵称。与此相同，“痴”在汉语中也是变化不定，甚或相反而相容，它可以指无知、傻，如“痴呆”，也可以指入迷状态，如“如痴如醉”，有时也指一种近于颠狂的精神病，这些语义之间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关系含糊而微妙。从语源上说，“痴”可能首先是指生理上的一种病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才赋予了这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搭配和附着中担当完全不同的角色。在佛教系统里，“迷惑之心，名之为痴”，“痴人”乃是指那些不明利害、邪正、真妄，对世间俗事迷而不悟的人。如此，虽然知道“痴汉”是《聊斋》一大主角，“痴”是《聊斋》的一大主题，然而，要确切地知道“痴”的真正含义仍然困难重重。
《说文》云“痴，不慧也。”《聊斋》“痴”的最显而易见的意义就是这“不慧”，这痴呆。作者在介绍珠儿(《珠儿》)的“性绝痴”时，云“五六岁尚不辨菽麦；言语蹇涩。”可见这“痴”指的是智力和语言能力的落后，生理意义自是显然。《小翠》中的元丰，“绝痴，十六岁不能知牝牡”，也是此属。至如《阿宝》中生动、丰满的孙子楚，在一开篇中也没有逃脱这个意义。这个孙子楚，“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人们“遂貌其呆状，相邮传作丑语，而名之‘孙痴’。”在前面已列名的各类痴者，无论他是情痴，还是物痴、事痴，几乎都没能蜕尽这层生理“痴呆”的外皮。
但是，要在《聊斋》中找到一位自始至终的傻子，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说痴呆的奇言异行可能被收罗进入一些搜奇猎异的笔记，以资茶余饭后谈笑的话，作为“寄托如此”的“孤愤之书”的《聊斋》则毫无这个意思。《聊斋》中的这类痴儿郎，事实上并没有停留在这表层的怪异之上，相反，他们都浸寓了作者的无限思致和审美情态。对于这些出场时还不免痴痴傻傻的呆子们，作者一无例外地要进行改造，灌注以栩栩的生命气息。此故，《陆判》中“素钝”的朱尔旦经过蒲松龄的器官移植术“洗心革面”后，“文思大进，过目不忘”。那位“五六岁不辨菽麦，言语蹇涩”的珠儿，经过死而复生的处理，也变得“慧黠便利，迥异曩昔。”“不辨牝牡”自然也不懂夫妻生活的元丰也由于一偶然事件的激发而“果不痴”，“琴瑟静好”。
当然，更多的情形下，蒲松龄对“痴”的改造并不动用手术刀，也不借助某种偶然事件，而是由他自然发展。事情往往是这样，在篇首以痴呆面目出现的儿郎们随着文字的继续，或者慢慢地呈现出焕然的风貌，或者是风云骤起，痴子们做出惊人的事业来了。共同的是，这些似疾非痴的小伙都表现出某种坚毅不拔的禀性，他们身外无物，生死以之。“痴”由这来，这便是“痴”；讥从此来，而功亦成于斯。霍桓为美人所动，而不知穴墙之非法，几番凿壁要入人闺室。乔生、孙子楚、王子服、刘子固，他们为了意中人的期许，无不是出生入死地漫漫求索．邢云飞情随石清虚，百折而不挠，以致“愿以死殉石”。席方平为代父伸冤，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死而又死，生而复生”，身入冥都，虽遭火床焦骨，利锯裂顶，而素志不稍改，受强令出生为婴儿后，竟“愤啼不乳”，得以“三日遂殇”，誓申其志，真乃“成劫不移”！这便是“痴”，这就是《聊斋》中“痴”的本义所在。异史氏热情洋溢地称赞道：“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慧黠而过，乃是真痴！”
显然，这样一种禀性，早已远远地超越了“痴呆”的范畴，也非“入迷”可以包容。从这一系列好痴儿郎身上，事实上已浸淫了并折射出我们民族执著坚定、矢志不移的深层精神。在夸父追日的迂傻中，在精卫填海的顽固中，在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在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中，无不可以看到这种“痴”影。或者说，正是由于灌注和继续着我们民族这生生不息的“痴”劲，《聊斋》痴儿形象才有如此深沉而飞动。
不仅如此，细细品味咂摸，蒲松龄更把自己的血肉精神融入到痴儿郎身上，他们那种生死以之的“痴”情正是作者人格的倒影，正如海涅所说，“诗人是按照自己的肖像来创造他的人物，这位小小的后世造物主也在这点上和那亲爱的上帝相似”(《选集》第53页)。蒲箬在《祭父文》中有云：“忆我大母病笃，昼夜皆叠枕冥坐，一转动便溺，皆我父自为提携；四十余日，衣不脱，目不一瞑……”。《聊斋志异·青梅》中恰有近似的一段，“时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觉之而自恨；生掩其迹，急出自濯，恐翁知……”。可略见作者在创作时是如何将自己投注文中。而从蒲松龄《述刘氏行实》“(刘氏)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等文字看来，《聊斋》痴者的塑造其至还有爱妻因素的介入。蒲松龄一生中最大的关节乃在科举，自其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墓表》)后，一直汲汲功名间，屡败而屡战，直至七十二岁时犹作一搏，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科举的迷恋，从中也可看到他坚毅不拔的精神，有股“痴”劲。这就难怪《聊斋》中的痴男会如此得到作者的倾心了，因为作者把自己满腔的热血、满怀的寄托都倾注到了他们身上，因为作者把形象当作自己来写了！
或者正因为如此，(聊斋》中许多爱情篇章都是以痴汉为轴心、为视点来结构故事的，就是那些看似分明倚重女性(花妖狐魅)的篇章也不例外。然而，有趣的是，一部《聊斋》读下来，人们记忆中往往多是那些鲜丽欲绝的姑娘，能记住的男主人公却只有寥寥几个，《聊斋》研究的热情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媚女远高于痴男。这里包含一个奥妙。我们知道，《聊斋》中的爱情篇章几乎一无例外地是女性名字来名篇。而痴汉们在全篇中能被安排一个名字，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在更多的篇目中，他们只有一个姓氏，被称为“×生”。《酒友》中的酒痴乃“车生”，《冷生》中的笑痴固然是“冷生”，著名篇目《青梅，中那位痴郎也只能被称作“程生”，就是《连城》篇中那名十足的情痴也只是叫“乔生”，《瑞云》中那位情郎也就叫“贺生”．这是什么道理呢?《叶生》一篇开首劈头一句说：“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真是恍恍惚惚，奇奇妙妙。作者曾明确地宣称《聊斋》文字乃“妄续幽冥之录”的“放纵之言”，非正吏，乃“异史”，何来“失名字”之说?更为奇怪的是，还有与“失姓名”相伴的另一现象：与生动逼真的花妖狐魅的外貌描写相反，这些痴汉们的面貌长相，《聊斋》基本上付诸阙如。这并不意味作者所处的年代里男子的姓名不重要，也不意味人们对男性的面貌不重视，只要看看《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有关男性外貌的出色描写就可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乍看是作者对痴汉们的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正是作者与形象合一的结果。因为，究其实质痴汉们乃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所以作者可以毫不在意他们的名字，甚至干脆就把它略去，“失去姓名”得了！相对于“浮白载笔”、寄托如此”的作者．他们的姓名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并不需要姓名！而这也就是痴汉们没有留下尊容的原因：谁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呢?当然，也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照镜子，而媚丽的花妖狐魅正是他的镜子，是作者心象投影之所在。一一所以，《聊斋》的生花妙笔许多的就汇聚在她们身上。如果说媚丽女子是《聊斋》爱情篇章众所周知的主角的话，那么痴男子便是藏在后台的真正主角。媚后藏痴，不仅指角色构成，更重要的它乃是《聊斋》艺术构造的一个大关节。当我们阅读到镜中花时，不要忘了花之原相，不要忘了原相是如何影响镜像的。当然．痴汉之成为艺术的轴心和视点，根源仍在这些被创造者与他们的创造者的合一。
三、狂痴变奏
“痴”自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与“狂”是一对孪生兄弟。《论衡·率性》云：“有痴狂者．歌啼于路，不辨东西。”《淮南子》亦有“痴狂”并称者。“痴”与“狂”的并举也不限于它们生理上的疯疯傻傻之意。即便这两词在魏晋间发展成为品藻人物言谈举止的常用词，它们彼此也很难分开。刘伶病酒，阮籍白眼都是既痴且狂。究其原因，它们在生理意义上都是一种异于常人的病态．其症状有其相似之处；在社会意义上，它们都是不肯同流合污，保存着自己一块圣洁的梦想园地，即所谓“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传序》)痴中含狂，狂由痴起，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离叛力量。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在对现实的离叛上，“痴”表现更为内向、自守，“狂”的表现则更为外向扬厉，有如两个都是与公婆不顺的媳妇，一个是默不作声以示不合作，一个则是声色俱厉。
应该说，在对社会现实的冲击和破坏上，“痴”不如“狂”的强。然而，“痴”仍不失为是对理与礼的反动。《聊斋》痴者之所以被称为“痴”，乃在于他们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各自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来支配行动，这样一种自守，自然是对世态污染的拒绝。可以看到，执著于报仇伸冤的仇痴，事实上已构成对社会制度的直接冲击，如席方平对残酷吏治的揭露：痴迷于美人的情痴，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又无不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嘲弄，对理的云霾的鼓拨，对情的风景的呼唤；就是那些迷恋于草木虫鱼的物痴们，他们也因“玩物丧志”而与儒家教统背道而驰，有如“市隐”般地退身黑暗社会之外。清人入主中原后，经过动乱的社会得到整合，受到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潮冲击的理学思想又开始显示出它的顽固，《聊斋志异》之痴即由此起，又直指向它，是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潮的余绪。思绪所至，甚至不拘男女，都弥漫上这股无尽的痴意，小翠、婴宁就是。
蒲松龄既是“痴”的，也是“狂”的，他笔下的儿郎们，只要稍有机会，孙子楚式的“痴”，就会表现出耿去病式的“狂”来。耿去病(《青凤》)、桑晓(《莲香》)、陶望之(《小谢》)诸位为了遭遇到花妖狐魅的青睐，费尽心思地到荒庙野郊中专候；霍桓(《青娥》)“念穴墙则美入可见”，便“穴两重垣”；程生(《青梅》)遇一女子，女子自我介绍为狐，程生却说“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章阿端》中，男子不顾阿端“狂生不畏鬼耶?将祸尔死”的严重警告，仍然“强解裙襦”!他们和痴儿郎们一样，热烈地呼唤着爱情雨露的滋润，但言行却放射出豪迈狂放的光芒，有惊世骇俗之力。生活中的蒲松龄，和他所创造的男儿一样，也是“天性伉直”、“意气洒如”(蒲箬《柳泉公行述》)。《聊斋自志》说自己“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在作者心灵的深处，“痴”与“狂”犹如两组不同的声部，合奏着一支愤世的旋律。
然而，蒲氏所处的时代，毕竟缺乏明中叶以来那种天地震坼的动荡。清王朝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压抑，封建生产关系和统治基础的调整，康熙、雍正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奴化、笼络以及高压政策，都使晚明个性思潮的狂飙失去了条件，从而得到充分遏制。这种条件下，人们很难豪情满怀地呐喊，自然很难产生像王艮那骨刚气雄和万死不回之气，也难见到李贽般冲决网罗的百倍决心。明代启蒙思想家汪洋恣肆的狂放，不得不逐步收敛或转向，一变而寄托成康雍以至乾隆时代的“痴”。如磐的时代的夜气压抑和曾经洗礼过的个性的苏醒，这一对矛盾交织着、折磨着这个时代的思想者。蒲松龄“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张元《柳蒲泉先生墓表》)，与他同时代的吴敬梓更是“蒲轮觅径过蓬户，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著白接罱，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金妆燕《寄文木先生》)曹雪芹也是赋性疏朗，狂逸不羁，“接*（上罒下离）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辨虱手扪。”(《四松堂诗钞·赠曹芹圃》)“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四松堂诗钞·寄怀曹雪芹》)毫无疑问，他们的言行确证了他们真狂的资格。然而，一进入文学，这种外指的狂放就转为了内守的痴迷。贾宝玉虽然“似傻如狂”地“疯疯颠颠”了一阵子，他的性格核心也仍然落脚于“痴”。杜少卿虽然也曾狂过，而《儒林外史》借以隐括全文的还须痴者王冕。他们进入文学的深沉思索状态后，更加切肤地体会到时代夜气的室入和暧昧，他们欲冲决网罗，时代却不肯赋予他们足够的力量，这恰恰说明了当时理学礼教统治密不透风、正势力强盛。所以，他们只有在形象中含蓄地寄托自己的灵魂，在痴儿们身上表现自己的向往，在艺术的天地里自守一块与世俗远离的自我空间。这份“痴”因而又顺顺当当的落脚于“真”。蒲松龄“痴”的根本在于“真心”，痴者们身外无物，生死以之的品性正是源于他们心地的透明剔亮，源于绝无一丝杂念的“真心”。痴意所至，这段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因而不见了明末那么思想明朗、清晰、强悍、泼辣，少下几分粗野的男子气。
在中国独特的痴狂发展线索上，如果说魏晋是痴与狂混沌未分的时代．晚明以狂放为其特征的话，那么，“痴”可以说是康雍乾之际一股弥漫的思绪，蒲松龄虽然不免痴狂交织，其狂亦不能不隐居于痴的象牙塔里休养生息。此仍不得不然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四、痴归于幻
在对痴狂者最后归宿的安排上，《红楼梦》、《儒林外吏》、《聊斋志异》，几部小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点。曹雪芹虽然无微不至地袒护着他的宝玉，还是让他披上斗篷，远循空门，好象作者实在是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他离去。杜少卿、王冕的结局则是悄然隐去，不了了之，吴敬梓的这种不为之为的处理，何尝不是不忍心看到他的偶像在社会的挤压下，遭遇不测或者变形。《红楼梦》的痴最后的归于佛，因而我们有了一部伟大的感伤小说，有了不时飘忽出来的“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哀音。《儒林外史》的痴最后结于隐，吴敬梓果断的将他们悄然转移，情寄四高人，然后置身局外，冷眼觑着世道的滑稽、荒唐，文学史上于是便有了足称讽刺之书。
像曹雪芹、吴敬梓一样，蒲松龄应该也有机会认识到真心痴情之不可能，它们必将被社会所吞噬，这是封建理性之必然。蒲松龄自己一生的经验仿佛也应证着这条简单的原理。蒲松龄本性“至诚不欺，胸无城府”(蒲箬《祭父文》)，在兄弟阋墙析箸时便落得个“荞五斗，粟三斗”(参见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他“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蒲箬《柳泉公行述》)，结果却是科场终生饮恨。《聊斋志异》中也约略有这种经验的印痕。冷生因为逢场作文时．总忍不住笑声朗朗，得“笑生”之名，学使官只为“忽闻笑声”便“怒执之”、“而黜其名”。天真无邪，唯爱各色各样花，唯喜各色各样笑的婴宁一进入王子服家，一踏入现实社会中，她便不再可以随心所欲地攀树摘花，不再可以或嫣或狂地喷出内心的笑泉，尽管她贤惠体贴，还是要受责于王母，就因为她有时不经意的一笑，婴宁因而“矢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玩劣如童稚的小翠自然更少不了公婆的责骂，落得家中无立足之地，只有愤而出走，被朋友嘲为“不能为妇，被人驱遣’，虽不大情愿，最终还是无奈地回到家门。蒲松龄事实上已经隐约地感受到了，烂漫无邪，一随己意的真人痴者在现实社会中，不是被挤出圈外，就是被渗透扭曲，万难保全他们的本心。
然而，蒲松龄笔下更多的痴子们却并没有像贾宝玉、王冕一样最后一走了之，“逝将去汝”!他不情愿痴子们被赶走，甚至也不愿意他们被改变，相反，他的痴子们往往以他们的痴意痴行换得了现实的隆遇。车生(《酒友》)因癖酒得到狐友，“由此益富”，由“家不中资”一转而为“治沃田二百亩”。痴于花卉者不仅可得到美女(《葛巾》)，也可以获得小康((黄英))。笃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干钟粟”的书痴，没有被现实碰得焦头烂额，而是相反，一一应验<(书痴，)。一方面他热情地讴歌痴者对现实的离心和冲击，一方面他又用那些被攻击的对象作为对冲击的奖励。
鲁迅曾云，“有谁曾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确实，蒲松龄不曾像曹雪芹、吴敬梓那样经历过从富家大族走向困顿从而认清世人、世相“真面目”的机会，相反，蒲氏身分低微，一生都在生计划定的圈子中挣扎和奋斗，也没有曹、吴二人学识思想方面的风云际会，因此，他没能获得独立于社会之外来冷眼观察或伤感地回顾这个世界的机会，没能形而上地思索社会与人生的真谛。对现实世界中金钱、地位的企望和向往，这种执着的入世精神，这种近于佛家所云的对世俗的感而不悟、沉溺不返的“痴”，于是幻化出了这一篇篇神奇迷人的文字，幻化出中国文学史上离奇的浪漫。这种浪漫是对作者个人的现实缺憾的补偿，因而是孱弱的，这种浪漫又是作者无比坚定的生的信念，一种张扬的个性意识、男性意识的产物，因而又是强劲的。因了有这许多，作者才创造出了如此浪漫的故事、如此痴情的男儿。作者的卑微在此，伟大也在此。
有意思的是，作者一生道路如此坎坷，还不乏这般顽强的意志，乃与“天命”有关。叶生奋战沙场，未有寸获，“以生平所拟举子业”授弟子，却高中亚魁，然而他却十分安分，因为他深知“是殆有命尸青梅欲许张生，毫不计较张家贫困而欣然自谋，也是认定“贫富命也”，把一切困窘一股脑儿归咎于“天命”，似乎消极、懦弱，实际上，归咎于天，进而予天以否定，恰恰是自我力量的表白，同时，也是自我力量的民族文化上的深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