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化]蒲学研究-蒲松龄[不以情胜义]的友谊观

蒲松龄很重视友情，所以史志邑乘多称其“性朴厚，笃交游”。但是蒲松龄对友谊的态度，不是单纯追求诗酒唱和，更不是“阿谀唯诺，以取容悦”，而是主张朋友之间要“急难”、“救过”、“以风雅道义相劘切”，求得共同提高。特别对“救过”这一点，更加特别重视，提出“忠告善道，斯为良朋”，又说：人不能无过，“此则赖有责善之良友”。所以他对朋友是那样的亲密无间，但有时又提出使人难堪的建议和批评。蒲松龄的儿子蒲箬为他写《行述》时，把这种性格特点干脆概括为“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这种概括还是比较恰当的，道出了蒲松龄友谊观的特点。
一
蒲松龄朋友很多，从他的文集看，代人之作占有相当分量，这不能单纯用“卖文为生”来解释，而是蒲松龄不辞烦苦，助人为乐和重视友情的体现。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前无钓饵，后无鞭棰，利既不属，名亦罔归”，只是“不得已挑灯构之”。具体说明了临文之际高情难却的特点。
在蒲松龄的友谊关系中，最能体现他“不以情胜义”这一友谊观点的，是对同学王鹿瞻和同事孙蕙的交往中有关问题的处理。蒲松龄与他们都是要好的朋友，但对方有明显过错而又形成不良影响时，蒲松龄却是直言不讳，大胆进行批评和劝阻，“甚至累幅直阵，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他自己则“意气洒如”，认为这样做才能“无愧良朋也”。这就是蒲松龄热情勇敢，对朋友负责的真诚态度。
王鹿瞻，名姓甡，淄川人。与蒲松龄是“埤垸之隔”的朋友，同时又和他与李希梅、张历友兄弟同在“郢中”诗社，他们年龄相若，又都善诗文。蒲松龄在宝应孙蕙幕府时，王鹿瞻也在瓜州为人做幕僚，诗歌来往，可说有较深的感情了。但当听说王鹿瞻惧内，其妻子竟把他父亲赶出门外以致“弥留旅邸”时，蒲松龄不能不“涕泣相道”，以尽朋友之谊，写了《与王鹿瞻》书。信中直接提出：“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干人之所共指尸现在既然老人已死，宜“速备材木之赀，戴星而往，扶榇来归”，不然“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真是用语尖刻，笔锋犀利，而字里行间又流露出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这不是很典型的“不以情胜义”的“忠告善道”吗?
特别与孙蕙的关系，更体现了这一点。孙蕙，字树百，淄川人。出身仕宦之家，顺治末年进士，康熙八年授江南宝应县知县，康熙十四年以政绩卓异，调北京任户部给事中，又曾两次出任乡试主考官，可知他的社会地位不可谓不高。孙蕙任职宝应的第二年，即函请蒲松龄南下充任其幕宾；蒲氏返里进取功名时，孙蕙又与有关人员写了推荐信，可知他两人的关系也不得谓之不密切。但是孙蕙任给谏之后，其家人及族人曾仗势欺人，横行乡里，蒲松龄见到这种情况，又为克尽友情之道，毫不客气地写了《上孙给谏书》，对孙进行批评和建议。直接提出：“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广接着提出五条批评和建议：一日“择事而行”，二曰“择人而友”，三曰“择言而听”，四曰“择仆而役”，五曰“收敛族人”。作者责斥孙的仆人，“假主人之威令”，“肆行于市井，构讼于公门”。责斥孙的族人，“把持官府”、“武断乡曲”，甚至他的奴仆亲戚也“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这样以来“乡里为之侧目，官长为之枉法”，“恶虽出于众作，怨实丛于一人”。因此作者大声疾呼：“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真是泼墨直陈，味同姜桂，批评和揭露深刻而又尖锐。
这一点，孙蕙其他的朋友没有做到，如高珩在《户部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中写道：“夫流俗之日下也，凌弱暴寡，自以为豪，而般水一隅递不幸为山左屈指，予不佞，心窃惜之。”可见孙蕙家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但没见他对孙蕙的批评和忠告。朋友唐梦赉对孙蕙家的情况也是了解的，他在《县西关义市碑记》中提道；“孙给谏树百严发禁示，以诫族人。”但在唐梦赉的文集中，也未见他对孙的批评和忠告。由上述情况和有关记载，可知孙蕙任给谏后，家人肆虐的情况当为属实，孙蕙也可能曾加制止，但是严词厉色首先对朋友进行忠告的，不是别人而是蒲松龄，这是难能可贵的。
孙蕙任给谏时在康熙乙卯(十四年)，其后“辛酉(二十年)典八闽秋试，壬戌复命。”而蒲松龄的《上孙给谏书》中，已有“比读闽中阉墨，见月旦中具有深心”的字样，可见此信当写于辛酉末或“壬戌复命”路过家中之时，亦即康熙二十年或二十一年。正是孙蕙任给谏后的六、七年间，家人肆虐，造成不良影响，而蒲松龄才披肝露胆直言不讳地进行告诫和批评。这一方面表现了蒲松龄“引嫌不避怨，不阿显贵”。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是他“不以情胜义”这一友谊观的具体体现。没有蒲松龄的忠告，很难设想孙蕙对家人和族人的禁诫，深刻说明了良友谏责的积极意义。
蒲松龄对孙蕙的批评，影响是相当大的，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提到这件事，而张元在给蒲松龄写墓表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言以讽。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把这件事写入墓志，不是信笔写来，而是对蒲松龄这种做法的进一步肯定和表扬。蒲松龄晚年，曾撰写《为人要则》一文，多处论及与朋友的关系问题。《急难》条讲述“死友”、“石友”，强调“一日定交，则生死以之”，“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可与共患难。”斥责酒肉朋友“此党也，非友也。”《救过》条讲述最多，强调朋友之间的劝善规过，即所谓“忠告善道，斯为良友。”提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时“因处于崇高之地．耳不闻忠言”；有时居于孤陋之乡，目不睹正事”，所以“不自知其非”。在此情况下，“则赖有责善之良友”，“于燥热之中，忽浇冰雪”，或可使对方豁然省悟。蒲松龄不正是这样对待孙蕙的吗?所以当他写完上书后，“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这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我国古代对朋友之间的关系，一向有强调“爱人以德”的传统美德。这句话出自《礼记·檀弓》，原文是：“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这就是说朋友之间最至己之爱，是相互关心对方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不是迁就姑息。清代学者《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就是从此义出发，在他的《与余存吾太史》书中，对好友戴东原进行过批评。人们在习惯上经常称赞“诤臣”、“诤友”，并有“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说教，也是本于此义。蒲松龄的友谊观正是这一传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至于以后蒲松龄与孙蕙的关系如何，那就是值得探讨的另一问题了。
二
人的友谊观，经常与世界观、道德观和生活志趣联在一起，它是人们观念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蒲松龄孤介耿直“不少假借”，年轻时又“最爱《游侠传》”，进一步培养了他仗义质言，嫉恶如仇的性格。他在人生的追求上，讨厌“侥幸无事，以图苟安”的生活，而主张坚持正义，敢于斗争，有所作为，“使知我者爱有我而不忍伤，仇我者忌有我而不敢动”，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友谊观正是以此为基础。为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可先读一下他的《与韩刺吏樾依书》：……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弟素不达时夯，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恰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
所以孤介耿直，见义勇为，是蒲松龄为人处世的特点。影响最大的，是他与贪污官吏康利贞的斗争。康利贞，于康熙四十八年任淄州县漕粮经承，负责将征收的粮米，运送到当时指定的地点德州粮库。康上任以后，“妄造杂费名目，欺官虐民”。因此引起乡民的愤恨，对康进行控告和揭发。而在这场斗争中，蒲松龄是一位为民请命的带头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学中诸友，以仆忝一日之长，日有三五辈登门请托。””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场斗争。斗争曲折复杂，相持数年之久。先是在群众揭发控告下，康利贞于当年四月被革职，但他却“腰缠万贯而逃”。接着又“厚赂显者”，到处钻营，于第二年(康熙四十九年)返回淄川，图谋复职。曾打着居官在家的王渔洋的旗号，扬言“已得老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也曾投靠于退职的山东巡抚谭无竟的门下，贿赂钻营。但蒲松龄则是为民请命，对康利贞之流穷追猛打。他明知康与王渔洋有一定瓜葛；也明知康已营窟于谭无竟之门。但是仍不顾情面，写信给王渔洋和谭无竞，并且措辞严厉，指斥康利贞“今闻其厚赂显者，荐使复其旧任，想一啖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购之也。”可以看出，蒲松龄是如何义愤填膺地与康利贞进行斗争，真是“感于民情，则怆侧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写到这里，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什么对那些贪官污吏和当时黑暗的官府那样深刻地进行批判和揭露了。
蒲松龄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仗义质言的一生，他的这种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在人类生命的长河中放射着光彩。同样他的“不以情胜义”的友谊观，也是充满正义，堂堂正正。蒲松龄深刻了解，对朋友的过错进行善意的批评和规劝，是对朋友的爱护，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然“五伦中亦何贵有朋友哉！”
对朋友进行批评，蒲松龄也认识到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当然“豁然悟者”是多数，也是正常情况。但也有对方“怫然怒者”，甚至“不以我为德，而反以我为仇”。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有所等待，俟其省悟。蒲松龄强调指出：“阿谀唯诺，以取容悦”的办法是不能用的，因为那样做对不起朋友，“我何以为人!”这些话，是蒲松龄朋友交往间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斗争性格的体现。
总起来看，蒲松龄对朋友的态度是真诚的、全面的，他的“不以情胜义”的观点，是他人格力量的体现，也是对我国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对蒲松龄思想、性格的研究，应该首先看到这一点。